6月27-30日，韓國總統朴槿惠率強大代表團訪問中國。朴槿惠表示，韓中兩國歷史和文化相通。建交以來，雙邊關系突飛猛進。當前，兩國關系正處在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韓國正致力於開啟“國民幸福時代”,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韓方願同中方加強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分享夢想，共同發展，攜手促進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繁榮。隨著“中國夢”的概念風靡世界，韓國也湊了把熱鬧，但是，韓國夢早在轉型時期就已經啟動了。我們不妨來看看，韓國如何從轉型中崛起，從而躋身發達國家的？

韓國，位於東北亞，面積近10萬平方公裡，人口5051.5萬（2011年）。亞洲四小龍之一，也是未來11國中唯一一個發達國家，並且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在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轉型，結束了長達32年的軍人統治，創造了韓國民主化的奇跡。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東亞。此時韓國的民主化運動也日趨高漲，以金泳三和金大中為代表的民主化勢力與以全斗煥和盧泰愚為代表的權威統治勢力進行了激烈的較量，最終迫使權威統治者做出讓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韓國政治開始了由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

美國學者亨廷頓斷言：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而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現實。20世紀80年代以后，韓國政府和民眾都意識到，民主化已經成為進入發達國家俱樂部的必要門票，而這就為韓國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提供了強烈的誘因。

二戰以后，在美國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韓國，史稱第一共和國。“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國影響，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韓國卻遇到困難。李承晚為了謀求連任甚至還兩次修憲，最終結果是變為了極權政治。1960年“4·19”學生運動推翻了李承晚獨裁政權。繼任的第二共和國張勉政府進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卻更加混亂和無序，一方面執政黨派系林立、爭權奪利，另一方面政治體制吸納政治參與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張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權獲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於對社會秩序、大眾福利等公共物品供應績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會的支持，導致極權政治卷土重來。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發動政變，接管政權。在朴正熙任總統的第三、第四共和國（“維新體制”）時代，國家是以軍人專政和個人獨裁結合的極權政治，但權威體制並沒有阻礙經濟起飛，反倒保証了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社會秩序。朴正熙時代的政府主導型現代化建設為享譽世界的“漢江奇跡”開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張民主化的各派勢力又活躍起來，一時出現了所謂的“漢城民主之春”.然而當年12月12日軍方強硬派迅即扼殺了短暫的民主復興進程。1981年2月全斗煥將軍在操縱修改憲法之后登上總統寶座，標志著韓國進入獨裁專制的第五共和國時代，又被稱為“新維新體制”.韓國社會並沒有屈服於極權統治，抗議、示威、罷工運動風起雲涌。政府以“非常戒嚴令”對付1980年5月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制造了傷亡千余人的“光州慘案”.1987年6月的“改憲運動”使斗爭達到高潮。極權政府一方面對鎮壓力不從心，認識到政治改革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對失去政權又心有不甘。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爭得主動，在修憲后的大選中保住執政地位，盧泰愚發表了作出改革承諾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韓國政治變遷的分水嶺，標志著韓國政治開始了由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此后盡管經歷了一系列重大危機，但是民主政治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1993年金泳三通過和盧泰愚總統的執政聯盟合作而在競選中獲勝，他上台后即採取措施進一步消除權威政治的影響。1998年2月，金大中成為韓國歷史上首位通過選舉獲勝而上台執政的在野黨領袖﹔2003年2月，民主黨領導人盧武鉉就任總統﹔2008年2月，大國家黨領導人李明博就任總統。在“六·二九”宣言發布之后已經實現了五次政權的和平交替。

韓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實際是在朴正熙執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間。朴正熙因此也成為創造“漢江奇跡”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執政期間，按照韓國國情開展了新鄉村運動和韓國五年計劃，使得韓國的農業和工業得到快速的發展。朴正熙掌權期間還提出了“對待工人要像對待家人一樣，做工廠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樣”的口號， 成為當時韓國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韓國工人以當時美國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創造出美國工人2.5倍生產率。

1970年代，在繼續堅持出口導向的基礎上，政府開始實施重化工業發展戰略。為了盡量縮短時間，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盡快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的中間產品部門，政府決定改變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則，轉而挑選一些大企業作為依靠對象，並為其提供極為優惠的資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經濟落后階段為韓國的現代化立下汗馬功勞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集權專制體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為韓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為此，韓國政府於80年代初頒布了法律、法規，開始走上“市場主導型經濟”的道路。90年代，韓國“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明顯加快，政府對經濟的主導作用大大削弱，市場的主導地位日漸增強。

韓國的經濟快速發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達1萬美元以上，2006年達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裡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先進，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其國民生產總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從李承晚政權的專制政體、朴正熙政權的政府主導型改革、“維新體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韓民國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維艱。民主夢想的踐行經過了漫漫長夜，在廣大民眾的奮力爭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號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下，民主政治的實現終於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韓國現代政治的發展歷程在雄厚的現代經濟基礎上成為憲政民主不斷推進的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一般來說，向穩定的民主政體轉型大體有兩種方式：激進式和漸進式。俄羅斯是激進式轉型的典型代表，這種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極大的短期成本﹔韓國的轉型則被視為漸進式轉型的代表，如通過逐步減少政府干預以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通過民主化改革放棄原來的極權式政治體制等。依靠漸進方式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則需要承受較長時期的痛苦的震蕩。

20世紀60年代前的韓國非常貧窮落后，1962年人均國民收人GNI僅87美元，屬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行列，2006年達到17690美元，由落后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先進，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韓國作為一個后發型的東方國家，其經濟現代化的成功，被國際學術界譽為“韓國模式”.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韓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轉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總的文明形態）歷經了重大的變革，也為后發國家的社會轉型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從一般的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的階段是社會經濟發展極為關鍵的轉型期。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后，經濟發展都面臨選擇權衡問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發展結果。巴西、阿根廷等國社會政治動蕩不安，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喪失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政府則採取了較為合理的政策，保証了社會政治穩定，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2007年人均GDP為2568美元，已經進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關鍵時期。考察韓國在經濟轉型時期所面臨的社會政治風險，研究韓國政府應對挑戰的對策得失，對於中國解決好社會矛盾和發展問題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古語亦有雲：“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資料參考：曹思源《韓國轉型的腳印》/ 謝曉光《韓國政治轉型與中產階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