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體制靈活性和政治定位上，兩國則相去甚遠。1978年，中國開始了體制改革，隨后印度也開始了改革。在這一輪改革啟動之初，中國就已經在競賽中遙遙領先了。文章試圖解釋兩國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的不同績效，特別是在改革前的農業部門有諸多不同之處，並強調中國全民動員轉型模式的力量與印度長期體制僵化和障礙之間的強烈對比。改革之后，在消極的社會功能中出現的一種融合進程，似乎正在取代傳統的社會聚合而成為主導。

60年前，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體制靈活性和政治定位上，兩國則相去甚遠。1978年，中國開始了體制改革，隨后印度也開始了改革。在這一輪改革啟動之初，中國就已經在競賽中遙遙領先了。文章試圖解釋兩國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的不同績效，特別是在改革前的農業部門有諸多不同之處，並強調中國全民動員轉型模式的力量與印度長期體制僵化和障礙之間的強烈對比。改革之后，在消極的社會功能中出現的一種融合進程，似乎正在取代傳統的社會聚合而成為主導。

一、發展競賽

自從1947年印度取得獨立主權，1949年中國獲得解放后，對亞洲兩個大國的經濟績效進行比較就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中國展示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式的社會主義，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種“社會的社會主義模式”，標榜議會民主。兩者之中誰會勝出呢？世界各國都在關注這場競賽。兩個大國自己也在觀察。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3年的亞洲之行后，發表了他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這兩個國家之間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來驗証自由方式和警察國家方式到底哪一個能實現更好的社會進程。長遠來說，競賽的結果將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社會，包括我們自己。”(Bowles,1954:229)。印度總理尼赫魯在1954年也同樣直率地寫道：“現在我最感興趣的國家是印度和中國。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顯然不同，但是我們實際上卻面臨同樣的問題。未來將會証明，哪個國家、哪種治理模式將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Frankel,1978:120)

半個世紀后，印度總理辛格在獨立日講話中，回答了尼赫魯關於未來的提問：“從獨立到現在已經大約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個短暫瞬間，但對於一個年輕的國家來說卻是漫長的。在這60年中，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洲的帝國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亞洲出現。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國的今昔。當看他們的時候，我在懷疑我們是否發揮了自己的所有潛能。”(辛格，2006)

在睦鄰友好、和平共處的協議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一致論調之下，中印兩國在地區和國際層面的政治經濟競爭不斷升級。兩國都希望實現制度現代化和兼顧公平的長期發展。但是，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過去對比，用殖民時代的苦難和凋敝對比新生的獨立國家的成就。第二個尺度是與自己通過的計劃目標做比較——雖然這些目標制定了，但是通常沒有實現。而中國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目標設定到世界性的高度，如1958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趕美”的口號。

兩個經濟體始於相似的基礎和發展水平，其后的發展發生了分化，中國在各項發展指標上全面領先。在過去十年裡，印度的宏觀經濟加速發展﹔同時，這個變化還引發了印度能否趕超中國的猜想。如果兩個經濟體日趨靠近，那麼印度超越中國並不是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