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轉型的全民動員模式

Perkins（1980:127）強調了基於集體制轉變中的勞動的作用：“與其他最不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全年都在辛苦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生產率非常低的工作。……有人懷疑，如果這些農民不做這些，他們會選擇閑暇。不管是否是自願的，中國已經成功地調動了絕大多數的勞動力資源，而在大多數不發達國家中這些勞動力卻處於閑置狀態。”這深刻地描述了中國的全民動員模式。

幾個潛在的和活躍的因素共同構成了成功利用全民動員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國范圍內存在文化同質性﹔第二，群眾對國家具有強烈的主人翁感和認同感﹔第三，群眾呼吁國家採取一些主要的農村政策，諸如土地改革、農村工業以及農村社會—經濟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雙向流的有效率的組織結構﹔第五，擁有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指揮結構﹔第六，利用農村群眾的思想動機﹔第七，成功本身就是維持運行過程的潤滑劑——經濟收益被廣泛分享，因此，努力工作是正確且值得的。

（八）勞動的尊嚴

為了攻擊舊有的剝削與異化形式，中國存在著一股持續的動力，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感和培養了勞動的尊嚴。海報宣傳、電影、音樂、戲劇等都塑造了一種社會主義勞動尊嚴的新文化：社會主義的工人和農民是革命英雄。在合作社中，任何勞動在本質上都不會被看作是低賤的。過去由婦女“包辦”的處理每日糞便和垃圾的工作現在越來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來分擔。城鎮附近的生產隊通過收購合同從城市公廁中收集糞便，並將它運回農村作為肥料來使用。印度和印度人也同樣重視勞動的尊嚴，但有一點不同，即尊嚴作為某些人的特權而獲得並保持著，而原始勞動作為一種義務注定要由另外一些人來承擔。

（九）結構上的不同

在發展的最初幾十年，兩國都在發展戰略中借鑒了一種以工業化為主導的涓滴過程，農村小規模經濟的作用在於填補由資本密集型工業化進程所預期出現的就業差距。這一戰略在中國農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在印度卻未成功。

大多數的印度經濟觀察家都為全要素增長率的趨同所迷惑，反而忽視了農業部門的困境。無論是積極的結構變化、創造就業、產出增長、投入要素的使用和生產率等指標，還是出口和投資，幾乎在各個方面，印度農業部門都已經遠遠落后於中國。在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印度糧食產量增長率下降到了每年0.6%。按實際值計算的農村資本投資也下降了。農村就業情況也在變壞。隨著國內公司、跨國公司進入到農村市場，“飛地”農業出現了商業化和資本化的跡象。雖然這些企業對公司股東而言可能是盈利的，但是農民卻從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出現一些增長，這些也都是資本家的獲利范圍。很明顯，農業部門沒有能力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或謀生的來源。

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非農部門較高的增長率是以包含中小企業在內的制造業為基礎的，而制造業會吸收更多的勞動力﹔而中國出現的一股強大的建設高潮也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農業部門繼承了平均主義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土地改革，它在生計方面為農民提供了社會—經濟緩沖器。當然，不同地區的情況各不相同，而且盡管中國的農業和農民一直以來都遠遠落后於城市，但是中國整體情況與印度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的確，根據最新的農村收入的調查數據，目前有人推測中國勞動力市場可能正在接近劉易斯拐點。在經歷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時期之后，近來研究結果發現，農村收入差距正在變小，這主要是因為工資收入差距在減小，以及逐步增加的財政轉移支付（這意味著國家政策的作用在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