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為了明確兩者之間的對比，有必要對那些在前半途中活躍的因素進行分析。對於中國來說，需要對1978年后取得的經濟成績進行謹慎的評估。

（一）概述

中印兩國早期發展戰略的思想和意圖十分接近，但是實施結果卻不盡相同。在制定意義深遠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印度計劃經濟的理論先驅Mahalanobis曾經倡議土地改革，在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的同時，為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提供巨大的就業機會。他提出了需要保持農村或傳統小規模工業的理念，並認為它能夠調節現代工業中就業的預期赤字，因而應該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中印之間關鍵的區別不僅僅在於農業等計劃戰略的某些方面，而是在於兩者在經濟、社會、政體和國家性質上的區別。

應該對具有可比性的兩者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中印兩個經濟體中，國家主導的、公共部門為基礎的工業化進程是發展的驅動力。兩個政府都沒有對農村發展給予重大投資。印度對農村精英進行保護和補貼，而中國為了發展現代工業而從農業中汲取剩余。但是，中國的農村發展狀況和農民生活狀況明顯好於印度，為什麼呢？這個局面是怎麼形成的呢？在集體主義戰略之下，中國現代工業汲取了農業剩余。但是，農村和農民並沒有被拋棄，雖然工業化加速發展拉大了內部差距，但是他們仍然被統籌到了國家發展的框架內。

有人認為，中印的經濟體制結構不同，特別是農業部門的結構不同，是回答上述問題的答案。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通過農業和農村工業的結合、通過為巨大的勞動積累創造激勵機制和自我融資基礎，來提升土地生產率和形成農村工業的上下游聯系、通過推動社會發展水平強勁的上升趨勢，農村集體化成為經濟積累的動力源。這些又培育了訓練有素、更成熟、競爭力強而且成本低廉的充足勞動力。這些發展的推動力就是我所說的全民動員轉型模式，它依賴於大量人力投入。這又把解釋的方向轉移到了能夠釋放這種巨大的勞動力資源的思想激勵因素上。中國農民是集體制度的主人，他們從自己的勞動中直接受益。印度農村則完全不存在這些因素。中印相似的宏觀經濟戰略，在農業部門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在以后的階段，這個差異可能意味著，中國的加速增長將能在巨大的本國市場獲得越來越大的空間，而印度的可持續發展可能由於蕭條的國內農村市場而受到阻礙，其發展進程很可能比中國更具排斥性。

（二）制度因素：鼓勵變革還是限制變革

中印兩國的發展軌跡顯然都是各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此，我想強調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特別要指出的是，在1978年之前，在許多重要方面，兩個經濟體的發展軌跡是基於不同的結構性基礎，這其中農業部門的角色是關鍵所在，兩者在制度、增長和分配方面的鮮明對比在這裡得到了凸顯。印度的制度框架是印度的環境剛性（contextualrigidity）和發展羈絆，而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狀況能把制度框架變成首要的目標，從而優化其加速增長進程的功能。

本文中“制度”這一術語具有極廣泛的含義，它涵蓋了個人、公共部門和商業領域，包括價值觀、信任、信仰體系﹔是得到廣泛認同和傳播的關於美好生活的規范和觀念﹔是引導行為的規范﹔是融於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中的活的文化﹔是公民的法典、懲戒體系、宗教規范，以及林林總總的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和關系網絡，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區、集體、公司、職業階層和種姓團體、鄰裡、民族和宗教組織、民族、全球性或國際性倫理，也就是地方、國家和全球公民社會。這些維度通常對社會經濟和政治交易以及社會安排發揮著鞏固和穩定的作用，它們是聚合個體的粘合劑，為社會的動態演變提供參數，通常它們有高度的路徑依賴，象粘土一樣致密地膠合著，成為具有高度慣性的整個系統的墜物。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政策制定的桎梏﹔相比之下，在中國，制度框架本身是一個優先的目標變量，是政策的客體。在印度，制度框架的構建是基於一個一成不變的、頑固的環境，同時它成為發展的束縛。但是中國不同，中國的制度構架沒有造成環境約束，而是成為了政策左右下、服務於發展戰略的催化工具。傳統的制度構架被一掃而去，新的制度在極短暫的時間內被設計和建造完成，隨即又被更新的、更符合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的制度模式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