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席卷全國的民眾持續性大規模集會抗議示威下，埃及軍方重返政壇，為結束混亂，動用軍隊強行將執政僅一年、民選的穆兄會政府趕下了台。軍隊作為后盾，現行憲法終止，憲法法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組建聯合政府，擬訂新憲法，准備新的全國大選，埃及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過渡時期。有趣的是，向穆爾西總統發出迫其下台的“最后通牒”，竟然就是去年穆爾西親手提拔、取代前軍事強人坦塔維陸軍元帥擔任國防部長的虔誠伊斯蘭教徒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將軍。

這場被稱為“二次革命”的事變，可謂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社會邁上民主化與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波折”。主要在於穆兄會執政的“先天不足”和施政失誤造成民怨。在埃及“第一次革命”前，穆兄會曾長期受到打壓、被禁參政，后被解禁成為合法政黨，又在去年大選中獲勝掌權。從一個長期處於“地下”的政治組織，“一夜之間”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並組成首個民選政府，時間上缺乏充足的執政准備，更無執政經驗，也沒有足夠的資源與手段去高效地推行和實現施政的政策目標。

去年大選中，穆兄會也隻贏得過半的民意支持，得到近52%支持率，表明整個社會對穆爾西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穆爾西的執政風格又較強勢，在修憲與總統擴權令上，與反對派尖銳對立、毫不讓步。在6月17日委任16名新總督中，安排了7名穆兄會成員出任，又觸怒了反對派。

穆爾西還拒絕反對派提出要提前大選的訴求。穆兄會政府與反對派的尖銳政治對立，導致埃及社會裂痕加劇。尤其是，穆爾西上台初期提出允諾民眾的“百日計劃”沒有兌現。2012年國內經濟增長由2010年的5.1%跌至僅1.5%左右，國債由2011年初的300億美元升至目前的400億美元，外匯儲備降至160億美元，失業率高達13%，約有一半人口在每天不足2美元的貧困線下生活。當全國有1400萬人上街示威時，一切都為時已晚。經濟、民生問題惡化，社會政治對立嚴重，民怨積聚爆發，正是導致穆兄會政府倒台的根因所在。

從穆兄會上台到穆爾西下台，可見埃及民主化進程呈現出“自下而上”的特點，即民眾和各政黨以大規模的廣場集會示威、街頭暴力抗爭以至流血沖突，“急風驟雨”似地推翻了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政權，接著用同樣方式逼迫軍方交出權力、保持中立，進而促成全國大選，產生首個民選政府。

現在又通過大規模民眾示威運動、把軍隊請回來，將穆爾西政府趕下台，重新制憲和選舉。在沖垮了舊體制和秩序、上下缺乏良性互動，而對立政黨和不同階層又不能達成共識與妥協。這種方式顯然使實現民主進程與促進國家穩定的社會成本和政治風險大為增加。除非經過這次“波折”，民主化進程生態變得成熟起來，否則循環往復便會造成整個社會發展下沉不起，加之埃及國內長期存在著宗教勢力與世俗勢力之爭，便有可能導致整個國家分裂之虞。

同時也可看到，2010年底始於突尼斯本.阿裡政權倒台后掀起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至今，除突尼斯趨於穩定外，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亞仍處於部族武裝割據、中央政府軟弱無力的混亂局面之中，敘利亞深陷內戰、敵對雙方相持不下的困境，也門社會長期存在的矛盾也沒得到根本解決，宗教極端勢力依然猖獗，埃及則出現民選政府“走馬燈”的景象。面對各國不同且復雜的歷史、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阿拉伯之春”開啟的阿拉伯世界民主化進程，究竟會把各國帶向何方，還需繼續觀察。

（俞曉秋，國際關系學者，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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