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與迷茫

　　當採訪話題涉及他如此選擇的原因時，斯諾登回答：“世上有比錢財更重要的事情。”他還引用了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話作為總結：“不惜犧牲自由以圖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獲得安全。”

　　米爾斯的父親說，斯諾登“一向有著非常強烈的是非觀”。《衛報》記者也指出，這位舉止穩重的計算機專家在談論起“監視”技術時雖然興奮，但在談論起隱私的價值時所展現出的，則是極度的激情。少年時代，斯諾登認為網絡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發明”。那時的他曾整日在網上“與擁有不同視野，但自己可能永遠不會碰到的人”進行交談。但如今，他看到了網絡的價值與最基本的隱私權一起，正在被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所迅速毀壞。

　　他還告訴《衛報》，雖然美國政府沒有從一開始就對他的政治價值觀構成威脅，但這些年來，情報部門的所作所為卻的確侵蝕了他的隱私觀。在被中情局派駐到日內瓦后，斯諾登開始大量接觸機密文件。這一“特權”，以及近三年來與中情局官員的共事，使他對於一些親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確性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向《衛報》回憶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圖通過一位瑞士銀行家獲取銀行機密信息的事件。他說，中情局人員先將銀行家蓄意灌醉，然后又鼓勵他自己開車回家。而當銀行家因酒駕被逮捕后，他們的臥底便趁機向他提供幫助，並與之建立了聯系，最終達成了自己的目標。

　　是否繼續為監視項目保守秘密，對他而言是個關乎良心和原則的問題。“美國政府行使了本無權享有的權力，且沒有公眾監督。其結果就是像我這樣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該有的牽制。”於是，他選擇了公開情報部門的秘密，讓“公眾自己來判斷對與錯”。並且，他不認為自己是個英雄，因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事”。他說，“我不願生活在一個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記錄的世界裡。這也不是我願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內瓦任職期間，斯諾登就已經產生過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時他選擇了將此計劃擱置，因為“中情局的大多數機密與民眾有關，不是機器或系統，曝光可能會危及到他人，這使我感到不舒服”。並且，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選，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暫時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於看到奧巴馬推行了自己最不贊同的政策，他的態度再次發生了改變。他同時還意識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來行動。我一直在尋找領袖，但我意識到所謂領袖，就是要第一個行動。”接下來的三年中，他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國家安全局的監聽活動是多麼的無孔不入。安全局聲稱“他們要了解這世界上每一段對話以及每一種行為的內容”。這讓斯諾登認定，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早已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從那時起，他便知道自己遲早會行動，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民族的存在構成了威脅”。

　　雖然無悔於泄密，但他對於被監視十分憂慮。在筆記本電腦上輸入密碼的時候，他用一張巨大的紅色頭巾蓋在腦袋和機器上，以防隱形攝像頭的監控。而比這更嚴峻的，是他將面對的未來。在美國情報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國最大、也是最機密的監視組織，以及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政府，正在尋找他。他也非常清楚，憑借那些高端技術，找到他絕不是件難事。而在談到泄密事件可能對家庭帶來的影響時，他一反慣有的鎮定，顯得有些情緒化：“我唯一害怕的是這件事可能對我的家庭帶來的傷害。我無法再幫助他們。想到這些我徹夜難眠。”他說著，眼裡泛起了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