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斯諾登“自首”，美國政府不知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要花費在追查泄密者上。而且他們至今也沒有搞明白，那些奧巴馬指令級別的頂級機密文件是怎麼被這個低級中情局員工弄到手的？

　　隱秘與公開

　　斯諾登的泄密計劃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篩選了曝光平台，立志找到一家既擁有“反正統”的記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體。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國的傳統歸宿《紐約時報》，因為他對這家媒體早就灰了心——“9·11”后，小布什政府允許國家安全局在沒有被授權的情況下對美國公民進行窺察。《紐約時報》對此了如指掌，卻沒有在2004年大選時及時公布。最后，斯諾登鎖定了英國《衛報》以及他認為還比較可靠的該報專欄作家格倫·格倫沃爾德。

　　斯諾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紀錄片制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羅拉·柏翠思，也就是《華盛頓郵報》泄密稿件的撰寫者，以及后來《衛報》採訪錄像的攝影師。之所以找她，是因為柏翠思的一段不尋常遭遇。自從柏翠思拍攝的反映伊拉克戰爭的紀錄片《祖國！祖國！》於2006年公映以來，她便在零犯罪記錄的情況下，先后被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官員在入境時扣留盤問40余次。這段經歷吸引了斯諾登的注意。

　　今年2月中旬，斯諾登又通過電子郵件聯系到了身在巴西的格倫沃爾德，以收發加密郵件的形式進行交流。斯諾登甚至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制作了一段錄像，向格林沃爾德逐步解釋加密過程。后來，就連他們的會面也是精心設計過的。斯諾登讓他們前往位於賓館三樓的一個具體地點，然后大聲詢問去某餐館的路線，而他自己則藏在某處聽著。雖已聯手數月，這次還是兩位合作者與泄密者的第一次會面。

　　通過斯諾登建立的安全的交流系統，格倫沃爾德收到的第一套機密文件就是“棱鏡”方案。與文件一同而來的，還有斯諾登附上的一張便條。他在上面寫道，自己很清楚此番行為終將招致的后果。

　　泄密過程縱然設計周密，可一旦目標達成，斯諾登便停止了掩人耳目的行為。他下榻的酒店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的繁華地段，入住房間時使用的也是自己名下的信用卡。“我不會躲避。”他說。面對《衛報》記者，他毫不猶豫地公開了自己的私人細節，從社會安全號碼、中情局身份卡到過期的外交護照。

　　斯諾登非常希望能在全球范圍中引發關於“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世界裡”的辯論。但事實証明，他引發的震驚目前基本一分為二，一半集中在他所曝光的情報部門內幕上，另一半則無可避免地落在了他本人身上。雖然斯諾登說，他之所以選擇公開身份，是因為曾親眼看到過匿名的信息泄露事件給同事們帶來的影響，他不想讓同事們因自己而受折磨。但是，此時的人們在質疑美國民主的同時，還是免不了對他的勇氣、動機，以及動機產生的原因大加感慨和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