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安倍不斷試圖否定歷史，清楚地向國際社會坦白了一個真實的他——缺少國際通識的人性良知和道德責任准則。戰后日本政治領導人、政治家曾經多次承認過侵略，宮澤、村山、河野的“三大談話”均涉及日本應反省侵略歷史的內容。戰后初期，日本的左翼知識精英也曾經倡導對“侵略戰爭”的審判“也應當由日本人民親手進行”，他們倡導的反思不是簡單的“認錯”，而是一個對侵略行為應有的復雜而艱難的精神懺悔過程，遺憾的是這個過程一直未能在日本真正實現。

楊伯江(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安倍的一系列言行，包括組閣的人事安排、干預央行獨立性、組建日本版國安會、主張擴充公權力的修憲等，都映襯出其對實現“安倍一統”孜孜以求的內心。安倍對外是民族主義的，對內是國家主義的。當一名政客格外搶眼地要把一種(至少他認為的)美物拿來自我標榜的時候，事實往往會相反——他內心並不真正擁有這種東西，他需要的只是一種粉飾、一張面具。

蘇智良(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春天，亞洲並不平靜，日本政界要人連番登場，在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及中日兩國關系等方面，拋出一連串的謬論。當橋下徹提出“慰安婦必要論”遭到世界輿論痛批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急忙出來撇清，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香格裡拉對話”中強調說：“安倍政府不贊同橋下徹的發言和歷史認識。”然而實際上，從內心而言，安倍的歷史觀與橋下徹並無兩樣，所以有日本教授指出，橋下“慰安婦”謬論的“本家”就是安倍。

　　安倍試圖翻歷史的案

吳寄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安倍晉三聲稱，東京審判是根據“戰勝國的判斷裁定的罪名”，而非日本人的定罪。這是在試圖翻歷史的案。東京審判是反法西斯盟國通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動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人進行的審判。它和紐倫堡審判一樣，是國際社會用法律手段對破壞人類文明的罪行所進行的正義裁決，是正義力量對邪惡勢力的嚴厲懲戒。

東京審判是依據《波茨坦公告》而進行的，而且東京審判在司法程序上縝密細致、無懈可擊。法庭審理從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歷時兩年零7個月，開庭800多次，使用了大量人証物証，被告方組織了歷史上最為龐大的辯護團，嫌疑人還被允許自我辯解。況且，日本是接受東京審判結果才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

呂耀東(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和平憲法”是日本二戰無條件投降的產物，是亞洲及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勝利的結果，意義遠遠超出日本一國之內。安倍所謂“修憲與周邊國家無關”的論調，抹殺這段歷史，隻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已。

另外，安倍宣稱修憲是日本分內的事情，但不能否認日本“和平憲法”是由美國主導制定的、意在根除日本軍國主義這一歷史事實。如果安倍一意孤行，隻能讓日本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

蘇智良：“慰安婦”問題首先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戰爭遺留問題，但從深層次來審視，這更是一個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權問題。“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也已經成為日本無法甩掉的歷史包袱。隻有徹底解決與其鄰國在歷史責任上的認識問題，日本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