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引起全世界關注。這種關注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國際上研究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學者考察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會對中國政治和社會體制產生何種影響，並對中國的國家體制是已經面臨經濟發展極限，還是成為世界一種新模式的理論根據進行探究。

而像在中國有實際工作經驗的筆者這類學者，對於上述研究並不很關心。在商務人士眼中，中國今后能否持續發展，或者簡單地說在華相關業務能否有賺錢的機會是最大的關注點。中國國內存在社會差距拉大、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但即使如此，中國仍能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我認為一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出口。“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目前中國最緊迫的課題。

中國經濟不能僅靠宏觀政策

GDP增長率這一理論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實質內容。筆者認為，中國要保持持續增長，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二、經濟結構向內向型經濟轉變﹔三、構筑節能型社會﹔四、提高產業附加值。

在宏觀經濟政策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現在做得很好：關注物價和就業情況的同時，通過出台金融政策來控制市場流動性和匯率，就連造成很大社會問題的房地產市場也能通過半強制性政策來防止失控。有著成熟市場經濟的日美歐等國政府仍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吃了不少苦頭，如此看來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很實際而且積極的。

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算成熟。現在中國已經是經濟大國，即使現階段能夠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也不能僅靠宏觀經濟政策來維持。理由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對於上述的二三四問題，某種程度上在社會中能夠自行解決。

社會結構問題阻礙轉型

舉個例子，日本的產品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被稱為貿易強國，但外需實際佔GDP的比例隻有百分之十幾，並不高。日本是典型的內需主導型國家。上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高速發展，中產階級比例大增，政府通過財政充實社會福利制度。因此，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外需發生劇烈變化之際，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雖然慢下來，但仍保持每年5萬億美元以上的GDP。因此，即使日本經濟負增長、首相換代頻繁，也沒有動搖日本經濟的穩步發展。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是內需主導型。中國人生活水平提高卻沒有形成自主內需型經濟，是因為社會結構有問題。

中國當局為實現經濟結構向內需型經濟轉變，大力推行“城市化”。發達國家所使用的城市化標准是指人口集聚和地區開發所帶來的“結果標准”。與之不同的是，中國是以擴大內需、縮小社會差距、振興服務業等為目標而實施的“政策目標”。這就導致中國的城市化是帶有政府意圖的，具有很大的副作用，導致各地區胡亂開發和房地產價格暴漲，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長此以往，中國很難實現擴大內需和振興服務業的目標。

　　對外投資未能增強競爭力

再來聊一聊構筑節能型社會的問題。中國在最新的“五年規劃”中設定單位GDP能源消耗量減少的硬性目標，並堅定地實踐至今。而伴隨著削減能源消耗量，需要有高端的節能技術，這就使政策目標的實現越來越難。今后的關鍵是企業行動起來和國民提高意識。如果說工廠的節能設備還能勉強實現近代化，那麼如果要求企業致力於節能環保，就必須完善能夠反映產品質量和價格的市場環境。而全民節能環保就必須要提高每一位國民的環境意識。中國雖然推行強力政策，但是企業和個人的節能意識仍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