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積極的跡象表現為，以往的聽証會常出現“一家對萬家”的質詢格局，如今也因相關行業協會更專業的回答而得到較好的矯正，而且沒有出現過粗暴打斷別人發言和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的情況。從上海這次聽証會上的組織和具體過程看，它正顯示著向國際水准的接近。

　　所謂“負責任”，其本意是指特定的議題經得起廣泛和有質量的質詢，聽証會正是做這件事情的專門制度平台。相應地，聽証會制度從來不能保証對每個問題的解答能令每個人都滿意。聽証會是一個好制度，好就好在它能為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提供一種信息溝通渠道，但聽証會制度本身不是決策機制。具體到公用事業價格調整的議題上，更加健全的聽証會制度將會迫使企業為其成本的合理性做更充分的解釋、更合理的辯護，使其經營成本更加公開透明，減少“不明真相”的事情發生。

　　在本次上海居民水價調整聽証會和預備會上，上海的價格主管部門恰當地扮演了裁判者的角色，隻要求相關企業和行業代表答復聽証代表的質詢意見，甚至是很激烈的質詢意見。從理論上說，一個規范、有公信力的聽証會莫不該如此運行。

　　盡管這次上海市居民用水價格調整聽証會是比較規范的，9名消費者代表全部在公証人員的監督下從眾多報名者中產生，包括旁聽者。然而，聽証會既有的形式對於充分發揮其正能量還是存在一些缺憾和限制，主要是，聽証時間設定不夠合理。比如，在6月28日的正式會議上，除去對兩個主要聽証材料的說明用去約40分鐘，規定21位正式聽証代表每人發言5分鐘，這個時間顯然偏緊了。

　　我毫不懷疑，中國的聽証會正在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令聽証會的形式能更好地為內容服務。在未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將經由此類活動不斷得到積累和升華。

　　（楊宇立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浩軒、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