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舉例

    十八大報告明確要求“凡是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要充分地聽取群眾的意見”，運用信息技術可以大大提高這種“聽取”的效果。例如，先對公民進行多重分類，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類是“政協委員”，產業分類為“信息技術”，社會活躍度分類為“偏上”，愛好分類為“低碳環保”﹔在分類的基礎上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征求意見，如要征集對某項環保政策的意見，就可以由系統把征求意見表自動群發到產業分類或愛好分類為“低碳環保”的市民的手機上，在必要時自動跟進，實現精准送達、及時反饋，並對反饋意見進行自動的統計、匯總和分析。同樣的思路也可以用於各種“公示”，公示的內容將精確、直接地群發到需知情對象的手機上，而不是隻刊登在某個媒體或張貼在某個角落裡，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糾紛。

    由市民對執政效果進行評價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但傳統方式費時、費力、費錢，評價方式簡單，代表性較差。應用移動互聯網技術，基於對市民的多重分類，可以大大提高評價的效果和效率、保証評價的代表性。如可以將教育領域的工作內容自動群發到對應“教育”分類市民的手機上，將某一區域事務的內容自動群發到居住在該區域市民的手機上，實現“一事一評”﹔可以把年度工作內容群發到全體市民的手機上，實現“百萬人評政府”甚至“千萬人評政府”﹔評價的選項可以有多種，市民還可以另外提出意見和建議，由后台系統自動按多種口徑進行分類、匯總，提供決策參考。不但能持續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進政府和市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和高度認同。

    申訴、上訪和處理的方式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也將根本改變。在市民的手機綁定身份之后，申訴可以直接用手機寫，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機發，再也不用去信訪局排隊喊冤了。通過信息系統，政府也可以及時、清楚地了解：上訪的市民是誰？什麼身份？位於何處？有什麼困難和冤屈？以前反映過嗎？接訪、處理、答復、跟進都可以通過后台和手機的實時互動來實現，上訪和截訪不再是惡夢。

    政府的各種服務也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來“前置”辦理。如市民要申辦港澳通行証，隻需在手機上提交請求，與手機綁定的個人信息就會自動進入申辦系統、啟動辦理和審批流程﹔而隻要市民承諾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統隨時可以知道他在哪裡，可以告訴他最近的辦証點，可以就近安排送達辦理后的通行証，等等。這種方式逐步推廣后，市民和政府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了手機和后台系統的關系，“門難進、隊難排、人難看、事難辦”的老大難問題可以從技術手段上得到解決。

    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選民之間的聯系有待於進一步加強，移動互聯網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選舉代表前，可以把候選人的基本情況自動群發到各位選民的手機上供及時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選民溝通的問題可以隨時通過手機互動﹔在人大就某一事項討論和表決時，代表可以把議題直接群發到每個選民的手機上，選民能通過手機及時表明自己的態度，后台系統能馬上統計出某一代表所屬選民的意見，每個代表都能據此去獨立行使表決權、監督權，從技術手段上保証他們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村民自治、業主委員會、基層人大等不少場合都需要進行選舉。而地理距離、選舉場地、氣候、統計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著選舉的范圍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動互聯網技術用於選舉，通過嚴格的身份認証、記名和不記名的嚴密算法，每個選民在家裡用手機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統可以迅速計票，對於降低選舉成本、擴大選舉范圍、保証參選率、提高計票效率等，將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類選舉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權利，將成為每個公民的日常事務。

    總之，社會進步的要義就在於成員的溝通、合作，狀態的透明、可控，規則的公正、統一，而現代信息技術正是實現這些目標的不二手段﹔而社會成員之間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民主治理的體制，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已經是治國理政的一種推動機制、倒逼機制。從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不光是“第一生產力”，也已經是“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各級政府已經在通過互聯網和新媒體加強政民互通、互動上採取了多種舉措，網絡問政、政務微博、信息發布、申訴舉報等形式的層出不窮，標志著中共已從延安時期的“豆選法”邁入了互聯網時代。承認、順應、助力這一進程而不是相反，更是每個希望社會進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職責。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