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6月5日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本周在美國加州舉行“庄園會晤”，這是一次打破外交常規和禮賓凡例的中美峰會，對於兩國規劃和把控未來數年雙邊關系發展走向，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雖然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作為一種正式理念和官方表述是近幾年才提出的，但從其精神實質而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歷史開端卻可以追溯至40多年前毛澤東和尼克鬆（尼遜）的會晤。

　　1969年，在美國家喻戶曉的“反共斗士”、來自加州的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他所面對的最棘手外交問題就是如何結束越戰並體面地從越南撤軍，以及如何應對日益咄咄逼人的蘇聯勃列日涅夫政府，扭轉美國在美蘇冷戰中日顯頹勢的處境。而在這兩大問題上，中國都可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當時，中國與北越政權存在特殊關系，是“援越抗美”的主要力量﹔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則是日益惡化，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加大軍事部署，“蘇聯修正主義”成為比“美國帝國主義”更加緊迫、更加嚴重的威脅。

　　1969年3月和8月，中蘇在珍寶島、新疆地區分別爆發武裝沖突。蘇聯對華發出明確的戰爭威脅，並不斷就出手“教訓”中國試探美國方面的態度。但尼克鬆和基辛格敏銳察覺到這是與中國緩和關系、共同應對蘇聯霸權的天賜良機，他們決定“拯救昔日的敵人”，並避開美國國務院、國會等，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多個秘密渠道與中國方面進行接觸，探索兩國關系實現“解凍”的途徑。為了表達足夠的善意，還特地調整了美國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的做法。

　　經過三年多的反復折沖，中美兩國決策層就共同應對蘇聯、越南甚至是日本問題達成妥協，並通過“戰略模糊”方式在台灣問題上形成“權宜之計”。“台灣事小、世界事大”，為了兩國的現實利益，中美努力彌合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於1972年2月“越頂日本”、成功訪華，兩國簽署了20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聯合公報》，帶來“改變世界的一周”。

　　40多年前，毛澤東和尼克鬆的會談並沒有涉及“煩人的”具體問題，“幾個要吹的問題限於哲學方面”（毛澤東語）。尼克鬆在會面中對毛主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主席的一生我們是非常熟悉的。你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個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我也出身於一個很貧窮的家庭，並登上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問題是，我們的哲學不同，但我們都腳踏實地，都來自人民，我們可以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不僅有益於中美兩國，也在今后的歲月中有益於全世界。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40多年后的習奧會晤會談什麼？

　　毋庸置疑，40多年后的習奧特別會晤某種程度上也需要談談哲學層面的問題，但長達兩天的多場正式和非正式會談肯定不會僅僅觸及哲學問題，與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中美兩國領導人需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視野、戰略格局、歷史遠見和政治智慧，對未來數十年的中美關系進行“再定義”。人們期待著“改變世界的庄園會晤”和一份非凡的《加州聯合公報》。

　　說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為的是“避免戰略對抗”，其核心在於管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競爭性共存”關系。盡管兩國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穩定、積極、合作的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也不應回避的事實是，外界普遍認為，中美戰略競爭關系已然存在，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

　　隨著未來10至15年中國總體經濟規模有望超過美國，問鼎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兩國可能會更快地滑向一種敵對關系。有美國學者提出，這種狀態雖然不是“冷戰”（cold war），但卻無疑是一種令人憂心的“涼戰”（cool war）。去年11月，皮尤全球民意調查顯示，66%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68%的美國受訪者表示中國不可信，隻有43%的中國人對美國持正面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