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究竟為何物？有人說“信”左旁為“人”，右旁為“言”，即人要尊守自己說過的話。事實上，他們看的不夠仔細，這左邊站的是一個人，表示的是個人態度。若面對兩個人、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的人時，就要與時俱進，循義而行。《史記》記載，有個男子叫尾生，同一女子約好在橋下見面，不巧天降大雨，女的覺得尾生不會這麼傻，如此大雨還會去橋下等她，索性就留在家裡;尾生不這麼想，男的吐口吐沫滿地是釘，說到做到，不僅按時赴約，而且大雨致水漲后還不走，最后抱著橋墩被淹死。世人謂尾生守信而非義。《論語·學而》篇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即踐言，意思是諾言隻有符合“義”時才應兌現。孟子講的更直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世界存在一個無所不包的“道”;“道”在具體事務中的運行便是“理”。中美關系的“理”是由兩國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條件、文化、歷史，和各自同其它國家的關系等因素作用后，形成的一種客觀必然性。它無色、無味、無形，但卻決定中美兩國的發展趨勢和正確行動;換言之，當上述條件一定時，中美隻有這麼做才合理。

中國的戰略思維就是把握和認識這個“理”，不違背它，成功后也國強不霸，不干過頭事，過猶不及。過去幾百年來，世界霸權象換走馬燈，原因是它們不清楚這個道理。美國遠涉重洋來亞洲圍堵(或再平衡)一個處在上升階段的中國，並要大獲全勝確像不勝酒力的人喝高后產生的幻覺。它想永保世界的一，不做第二，便要對目前處在第二位的及時下手。西方文化講自由、權利、幸福和上帝等，這些多是個人的情感或欲望。個人或宗教意志即使以國家形式出現，也還是主觀意志。用主觀意志去撬客觀必然性就是用胳膊去擰大腿。

“理”之用為“義”。“義”者宜也。中美關系的“義”就要在交往中深刻領會“理”，然后選擇最適合的政策、策略和行動去成全它，處處事事恰如其分。這種對“義”的期待便是“信”，做到的是守信，雙方都這樣才能建立起戰略互信。人員往來給中美關系注入人文因素。仁者愛人，愛人要和樂，為使交接合適，應以禮節之。譬如，聽說密啟爾下次要攜女兒隨奧巴馬總統訪華，中國民眾肯定歡迎她們，也期待彭麗媛能出面接待;這不是空泛的面子問題，而是民眾此時對“義”的期待，非如此有人會怪她失信失禮的。

中美有不同歷史和文化。中國人自出生時起，就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追尋這個不可逃脫的人生道理。並在其中尋找由歷史、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純粹偶然因素決定的屬於自己的“理”。然后牢牢把握它，並以自己最完美的方式，從容不迫地演繹它，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和社會價值，從而達到個人和社會，自己和自然的高度和諧。美國人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方式，他們崇拜上帝，任意選擇性傾向;但這不等於說他們愛什麼中國人就要愛什麼。更不能以他們的標准決定中國的某些需求應先得到保護;某人的權力高於另一些人，某人的話語權應該受到特別重視。中國目前的確存在官員腐敗，社會分配不公平和風氣不好等問題;但這不是因為偏離了西方價值觀，而是因為某些人違背了自己的道理。美國要批評，也要先弄清相關道理，指出如何做才能回歸中國價值，這樣的批評才有善意和建設性，才會受到尊重和重視。

這次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娜伯格庄園會晤，雙方認為中國和平崛起，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世界。顯然，這是兩國元首共同認定的“理”。既然如此，中國民眾會期望，今后美國不要輕啟對中國輸美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不要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企業在美的市場准入;不要動不動拿中國說事;更不要挑撥其它國家同中國的關系，並把美國60%的戰艦和軍機擺在中國周圍。這些做法是對付潛在敵人的手段，是把中國的發展看成對美國和世界的威脅，同上述共識相擰巴。當然，中國也要為兩國關系和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期望和現實的差距會因此而縮小。信近於義，其承諾才應兌現。

(作者崔子都是旅美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