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尋求改革領導力？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當時復雜的社會局面下，大刀闊斧推動了改革，展現了令人敬佩的領導力，為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領導應該“抓大放小”。領導力的本質在於選擇做正確的事情（do right things）而非把事情做到位（do things right）。領導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須高度聚焦於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義的大事。鄧小平非常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關鍵任務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干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典型。面對當今錯綜復雜的社會局面，領導者應該心無旁騖地推進改革，切不可在訪貧問苦、視察災情等細節問題耗費太多精力。

　　二、順應民意。1992年的小平南巡，成為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點。小平彼時雖已退休，但他的言論依然引發神州激蕩，關鍵還是因為順應了民眾對加快改革的心聲。上世紀90年代初民心渴望改革，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熱情長期被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如今，民眾改革呼聲強烈，是因為貧富差距、國進民退、腐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發的嚴重社會焦慮感。

　　三、重用改革人才。改革是復雜的系統過程，必須由兼具能力和勇氣的人才去推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鄧小平選拔了胡耀邦、朱?基等改革能人，迅速打開了改革局面。胡耀邦通過真理標准大討論，推動了思想大解放，開啟了改革開放之門﹔朱?基雷厲風行推進了國企破三鐵、挽救技術性破產的銀行體系、財稅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經濟增長開辟了廣闊空間。

　　四、敢於觸動利益。利益格局調整，是改革中最驚心動魄的環節。1985年至1987年，在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減員100萬，世稱“百萬大裁軍”。改革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鄧小平深知，臃腫的官僚隊伍將消耗現代化所需的大量資源。鄧小平為減少軍隊和黨政官僚的規模耗費了大量精力。在推進黨和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度改革時，鄧小平知道，強迫那些老干部退休會遇到廣泛的抵制，他引入了過渡性的“中顧委”制度，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優厚的待遇。完成了這些困難的轉變之后，他才開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齡的正常制度。上世紀90年代，朱?基在打破國企“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過程中，遭遇了包括工人上訪等嚴重社會阻力，但還是依靠強大的領導意志實現了國企體制和機制的革新。

　　五、巧妙處理意識形態阻力。意識形態阻力是最為敏感的改革難題之一。對“傻子瓜子”是否屬於資本主義的問題，鄧小平並不與人爭論，他只是說“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鄧小平上世紀80年代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為減少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贏得了廣泛支持，它意味著干實事要比遵循某種意識形態更重要。但如果他直接說“意識形態不重要”，將會引起極大爭議。在90年代初，吳敬璉等力主市場經濟，結果被保守勢力批評為背離社會主義。關鍵時刻，鄧小平擲地有聲地說，“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此言一出，那些“扣帽子”的人沒有了聲音。現在，在圍繞憲政的大討論中，依然不時有人喜歡“扣帽子”，讓理性的辯論無法進行下去。我們再次面臨思想解放的考驗。

　　六、反對官僚主義。鄧小平說，“開會要開小會、短會，不開無准備的會。沒有話就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盡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但不解決任何問題的文山會海依然隨處可見。近日《解放日報》報道，上海某副處級干部“吐槽”：“我一個月有二十幾天要去開會。遇到一些會議正職因故不能參加，我還要代為參加，平均下來基本每天開會。這意味著我處理其他本職工作的時間被大大侵佔了。其實在信息社會，相關精神和指示我們已經通過媒體、內部網站和內部郵件的方式獲悉，但還是要分別通過開一次區級大會、一次部門會議、一次條線系統會議、一次街鎮級別的會議來層層開會傳達，傳達的內容都是一模一樣的，甚至與會人員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區級會議上，大家圍桌而坐，也規定了每個人都有發言時間，但所有處級干部發言的目的只是為區級領導最后做重要講話做鋪墊。在這樣的一些會議中，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導’、‘強調’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邏輯預設：與會者都是缺乏經驗的、亟待獲得指示的。久而久之，我也明白，其實隻要我‘到會’、‘聽會’，而無需真正‘參會’。我常常覺得自己就是一塊背景布，任務是來填滿座位，適時鼓掌、制造效果而已。”嚴重的官僚主義，降低了政府效率，浪費了官員大量時間，甚至導致了很多官員的人性壓抑與性格扭曲。

　　七、敢於擔當的魄力。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上，專家們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如果不實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薦的方法招來20萬人，好多不合適的，浪費就大了。專家們的一致意見使鄧小平受到很大震動。他問坐在身邊的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1977年恢復高考，改變了無數國人的命運。1977年萬裡領導出台的“省委六條”提出，“允許生產隊的社員種自留地，在當地集市出售自己的產品。”1978年初，飢荒嚴重的鳳陽縣，實行了包產到戶。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指責萬裡是搞資本主義復辟。此后，爭論持續升溫。反對之聲不僅僅來自意識形態之爭，同樣有既得利益群體。1979年鄧小平告訴萬裡，“不必陷入爭論，你這麼干下去就是了，就實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一位農業部副部長批評包產到戶時，萬裡反唇相譏：“看你長得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麼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

　　八、明確目標和願景。改革是復雜而充滿挑戰的旅程，它同企業的變革一樣，需要明確的目標和願景的指引。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這是他關於未來十年的“國情咨文”。他說，“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二十年，時間看起來長，一晃就過去了。必須一天也不耽誤……我們不是反對特殊化嗎？這是一場嚴肅的斗爭。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級干部，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總之，我們一些干部成了老爺就是了……關於改善黨的領導，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比如，我們歷來說，工廠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軍隊是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學校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如果今后繼續實行這個制度，那末，工廠的車間是否也要由黨總支領導？班組裡邊是否也要由黨支部或者黨小組領導？同樣，大學的系是否也要由黨總支領導？這樣是不是有利於工廠和大學的工作？能不能體現黨的領導作用？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可能損害黨的領導，削弱黨的領導，而不是加強黨的領導。”誠然，改革不可能進行完美的設計，但領導者必須對改革的願景進行認真的思考，否則就容易為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而迷失改革方向。

　　當下的改革，其難度比起小平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失敗的溫州金融改革、艱難的中國紅十字會改革、難以破局的IPO發行制度改革，都預示了未來改革道路之多艱。新一屆領導要同時面對三重阻力：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民粹主義勢力、不願意放棄權力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團、龐大的官僚體制慣性。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需要突破意識形態阻力﹔要推進國企改革，需要觸動很多人的利益﹔要推動行政審批權改革，需要關羽刮骨療毒的勇氣……改革能否沖破重重包圍，駛出歷史的三峽，端賴於鄧小平式的領導力。（文章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