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有沒有憲政的問題引發激烈辯論，對於熟悉自由主義有限政府理論的華人學術圈，這樣的辯論乍聽很荒謬，覺得憲政豈可沒有。然而，為社會主義憲政的合理性加以辯護的理由，其中諸多恐怕也是外界不熟悉的，這些往返相詰，值得外界的憲政主義者好好反思，並使得這樣的辯論在漸漸流於意氣之際，重新注入有深遠含意的反思精神。

自由主義的憲政理念，乃是限制政府為惡，但是由於在儒家社會與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政府為惡的思想基礎，甚至相信政府也是人性本善，於是就產生了對憲政概念質疑的源頭，亦即認為憲政是自由主義的產物。外界（尤其是受到歐美影響至巨的台灣輿論界）對這樣的質疑表示不可思議，但卻沒有反省到，在世界上除了極少數社會之外，所謂政府為必要之惡的直覺，鮮少具備深入人心的思想基礎。

然而，這並不代表儒家或社會主義政府可以為所欲為，而在儒家與社會主義的歷史脈絡中，對於墮落的政府與政治，從封建時代的禮記、尚書，到社會主義時代的三個代表與和諧世界，不也發展了各式各樣的警惕與預防？然而，畢竟是在進入現代社會后，官僚組織日益龐大，政府與政治不知民間疾苦，多方面或經常性的處於堪稱是失靈失控的狀態。當年文化大革命得以一呼百應，除了政治與黨派因素之外，部分可以說就是對這樣麻木的官僚體制的抗拒。

固有文化與當代經驗均顯示，對大有為政府的失靈與墮落，須要警惕，這不論是不是憲政主義國家都一樣，即使在憲政主義傳統深厚的地方，濫權貪污如今也是層出不窮，美國領導屢屢濫用權力發動戰爭，尤其是為舉世所詬病的極端中的極端，其中甚至有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甚或在別的號稱是憲政主義的地方笑納其國家勛章的荒謬情事，不能不說是當代憲政主義巨大的偽善。

當代憲政主義的偽善與無以為繼的現象，並不代表儒家與社會主義政府就可以沾沾自喜。與憲政主義相反的是，在我們熟悉的政治文化裡，政治正確幾乎高於一切，打著憲法反憲法的行徑所在多有，這包括許多以為自己已經躋身於憲政主義體制的台灣輿論界在內。因此，憲法的意義往往是統治階層所運用的機制與技術，其間任意性頗高。所以在實踐上，此間的憲政主義內涵空洞而飄搖，充其量隻能倒過來說是“政憲主義”。

所謂“政憲主義”，就是由政治領導憲法。然而，當固有文化中的道德自制與統治階層內部的自我制約，都不能在大有為政府的時代繼續起作用，則政治已經沒有能力或資格領導憲法。若與過去透過內部自制的情況相比，封建時代的治亂興衰有其循環規律，如今墮落的政治與官僚積重難返，且不必擔心革命，很難預期彼等能自動回復善政。於是，革新佔據的時期愈來愈短，墮落綿延的時期愈來愈長。

現在，憲政主義從外制約不了政府濫權，“政憲主義”從內也匡正不了政府濫權，則徒然撇輕或抗拒憲政主義，或拿著憲政主義自以為有答案，兩端都於事無補。他們相互學習是時代的要求 ，也是還政於民的不可或缺的思考方向。沒有憲政主義思維，政府貪腐特別容易在道德口號下泛濫﹔沒有“政憲主義”思維，制約已然失效的自由主義領導可能比暴君更殘忍。

在歐美歷史中發展的有限政府憲政主義傳統，與在儒家與社會主義實踐中主張德治的“政憲主義”文化，他們現在如果各據一方，以己為尊，接著相互嘲弄否定，其結果自然就不容許他們彼此學習，並從事自我反省。則政府的濫權與墮落，仍將在各自的體系中無限的蔓延。實際情況是，憲政主義不能再假定政府當然為必要之惡，而“政憲主義”也不能睜眼瞎說政府本性為善。

憲政主義者應該認真體悟道德在政府與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不僅是把它當成是個人自己的氣質，而需要在制度上加以設想，否則即使像廉政公署或紀律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其本身都會涉貪。同理，“政憲主義”者應該認真探索如何從制度上限制政府濫權為惡，而不能繼續放縱惡官貪官，等待包青天或羅賓漢有朝一日來拯救自己。道德與制度並重，不一定能解決政府濫權貪瀆的問題，但是比他們兩種體制各自為政，閉門造車要好得多。

歐美國家能不能也發展出“政憲主義”的道德政治，外人無從置喙，但是相對的，“政憲主義”國家能不能建立制約政府為惡的憲政制度，則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知識挑戰。一味把憲政主義當成是取代“政憲主義”的那種歷史一元論或目的論，等於同意憲政主義隻能是一元論！縱使現代史已經血淋淋的把英美政府的惡行，攤在世人的面前。但“政憲主義”的優良傳統是，不以言廢人，也不以人廢言，故仍應從有限政府的道理中，謀求自身改進的參照。

勿忘社會主義憲法也有某種類似法治（有限政府）的理論，比如無產階級專政，應該就是一條不可踰越的政府施政分際。社會主義憲政中也有類似於英美的慣例存在，比如領導人的10或12年的任期制。換言之，即使“政憲主義”國家也不必完全擺脫有限政府思維。在大有為政府的時代裡，就算是偉大的有德者也當不起上帝，遵循憲法反而是在保護自己的德性，而不是限制自己為惡。在這一點上，“政憲主義”者需要大大的寬心。

作者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