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近期《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名為《左翼青年》的專題，採訪了多位記者眼中的“左翼青年”，有趣的是，多位青年都和茅於軾發生對話。為什麼是茅於軾？丁博和任軒吾與觀察者網編輯繼續討論相關話題。在他們看來，左右之間的對話從來沒有停止過，如何協調這種對話才是關鍵。

每個左翼青年心中都有一個茅於軾？

丁博：和茅於軾先生產生爭論的原因是看了他寫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而當時我正在看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書，於是就把對茅於軾先生的憤慨和自己對近現代史的理解結合起來，等於從唯物史觀的層面解讀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其中，和茅於軾先生的根本分歧在於，茅的文章拋棄了學者本應有的客觀態度，拋棄了學術上的理性分析，夾雜了太多個人的、主觀的、情緒化的東西，特別是試圖用毛澤東在男女問題上的私德（何況用的是毫無依據的謠言）來否定整個中國現代化道路。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法國近代史上的伏爾泰看了很多他認為很狗血的世界通史，最后看不下去不知道吐槽從哪裡吐起，於是自己動手寫了一部《風俗論》，我的當時的思路也是想，茅的文章基本上毫無論點毫無邏輯，吐槽不知道從哪裡吐起，干脆自己寫一篇同題文章得了，把毛澤東的奮斗放在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解讀。

當然，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去和茅於軾先生爭論，因為我剛才說過了，吐槽根本不知道從哪裡吐起，不存在爭論的基礎，后來被改成什麼“PK茅於軾”，那是被人轉載到外網后改換的標題，我對此並不知情，轉載者也沒有把我的文章轉全。

任軒吾：我和茅於軾先生之間的對話是通過書信由記者中轉的。就個人而言，我更注重這次對話的形式而非內容。因為在有些問題上是不可能達成一致的。毛澤東當年都沒有說服蔣介石，我又何德何能可以說服茅於軾他們呢？不過我在對話當中，盡可能的就茅於軾先生所提的每個問題做出針對性的回答，試著從他的邏輯出發。否則還是你講你的，我說我的，那就沒有對話的必要。

用左翼青年來定義自己合適嗎？

丁博：從自己主觀上來講，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左派。單純從意識形態上看，我的思想可能更接近右派一些。對普世價值觀的很多東西，我都是認同的，例如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價值體系，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政治體制，以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等等。反而是對左派的很多東西，例如毛主義，我是排斥的，這在我的文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中也有體現。

我可以說是被逼成“左翼青年”的，因為我和右派盡管在目的上可能有很多共識，但在路徑上卻有根本分歧。特別是對蘇聯-東歐的變革模式我是無法接受的，這種模式的后果，用我最近一篇文章的話說，就是“餓殍凍骨滿街頭，百萬俄妓下西歐”，歷史已經証明過此路不通，那為什麼還要再接著走？何況右派開出的藥方，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那一套，搞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不僅在蘇聯搞的破產，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搞過——至今仍然令人懷念的北洋政府不就是照抄西方嗎？但結果也就是形式上看起來很美，有三權分立，有形式上的選舉，之所以說形式上很美，是因為實質上這種三權分立最終都要屈服於一權：軍權，之所以說是形式上的選舉，是因為當時的國會有一個很著名的稱呼：“豬仔國會”，選舉總統的選票是按照5000塊錢一票的價格論斤賣的，這個錢剛好等於當時往美國販賣一個華工（時稱“豬仔”）的價格，結果這樣的形式民主帶來的結果就是實質上的民不聊生：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