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所謂的右派其本質上都是資本派，為資本辯護，替資本守墓，做資本的代言人。勞動人民在他們那裡只是作為最低保障而被提及，既保障他們的資本和經濟發展不受影響。對話的本身解決不了問題，雙方之間的分歧也不會因為對話而消除，甚至還可能會加深對立。因此，我覺得對話並不存在可能不可能問題，因為一直都在進行，但顯然並沒有達到我們的結果和預期。

左右之間的爭論如何推動改革？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如何協調好這種爭論呢？

丁博：在爭論中求妥協，取得折中的方案。歷史的看，發展的比較好的國家都是善於政治妥協的，搞贏者通吃的，最終都不免於失敗。

需要有各種取向的媒體作為平台，讓各種聲音都有地方表達出來，而現在看來困難也在這方面。中國看似有成千上萬種報紙，實際上隻有兩種，《人民日報》和《南方周末》，而這兩種媒體又都共同採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策略，這就使正常的理性的交流難以實現，而代之以各種“段子”形式的冷嘲熱諷相互攻擊，最終在相對自由的網絡平台上表現出來的，就是左右兩方都走向極端化，理性的思考被淹沒了，而非理性的調侃、宣泄被無限放大，這樣就使本來就任重道遠的思想啟蒙變得更加艱巨，各大媒體現在實際上起到的是“反啟蒙”的作用，這樣就不得不讓人想起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裡面的一個觀點就是，法國人的思想是被文學家牽著走，而文學家我們都知道，是偏感性而不是偏理性的，這樣的思想狀況是很危險的。

文章發表之后，引起了一些討論。你如何看待文章發表之后讀者不同的反饋？

任軒吾：坦率地說，對話的內容大部分屬於經濟問題，而自己又非經濟專業，因此不論是從經驗角度和理論角度茅於軾都較我佔有很大的優勢，這一點必須承認。所以，從一開始只是希望從最基本的邏輯和現實出發，讓他回答他的觀點何以可能，觀點與觀點之間的邏輯和立場是否一以貫之。在我看來，他的每個觀點單獨看似乎或多或少都有道理，但這些觀點之間不能自洽，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對話出來以后，的確讓我感受到了各方面的壓力。贊揚者有之，諷刺者有之。右邊的嘲笑我“以卵擊石”，自討沒趣，左邊的也不滿意，覺得我“太客氣”，沒有一點銳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想必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