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來看結構性改革，這也是不出台刺激與去杠杆的疊加之后必然指向。李克強去年年末呼吁“改革還是最大的紅利”，為他贏得不少加分。回顧中國三十年經濟增長，改革可謂核心動力，其效應超過人口紅利、加入WTO等因素。問題在於，當改革由淺水區步入深水區之后，也意味著容易的路都走完了，留給中國的時間卻又倍加緊急。改革可謂民間近年最大的呼聲，這或許反襯出改革的動力不足、阻力過大。

從“不刺激、去杠杆、結構性改革”三方面來看，解決方案難言定型，那麼我們在談論李克強經濟學的時候，到底是在談論什麼呢？評議李克強經濟學，是以當下的方向作為標准，還是以日后的結果作為考核？

回顧裡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等等詞匯來說，一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命名的經濟學，不僅在於其名字與位置，更在於其對應的經濟政策——從這個意義來說，日后審視現代中國經濟史，朱?基經濟學少不了有一席之地，而李克強經濟學尚在建構之中。

的確，從李克強對於經濟形勢的諸多判斷而言，他對於中國經濟產能過剩、行政管制過多、財政金融領域風險隱憂巨大等因素有清晰認識。歷史總是殘忍而公正的，最終能讓李克強經濟學得到定義和承認的標杆，並非來自問題診斷，而是其施政成果。

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局面中，設計出可以被當前政治權力格局容納、被社會大眾認可、令各方激勵兼容的改革方案，難度巨大。這一方案至少要回答如下問題：如何使用放權式刺激政策維護基本增速？如何解決金融市場雙軌制問題？如何以市場化手段化解過剩產能？如何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隻有當這樣的具體方案出台的時候，李克強經濟學才真正成型。

政策出台慢一點，也意味著給改革多一點空間，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美國經濟學巴裡 諾頓長期關注中國經濟轉型，他曾經有一個判斷：他認為中國政策執行者往往更為看重決斷力（decisiveness）而不是可信性（credibility）。我認為這一判斷很敏銳，在市場經濟的草根時代，決斷力或許更為有力，隨著中國步入一個重構規則的時代，那麼可信度的重要性也也就隨之上升。一個有可信度的政策制定者，才能在博弈之中贏得更多支持，往往也能夠更好地維持市場的規則。

迄今為止，各界對這位法學背景的經濟學博士期望不低，高期待更需要落地，與其驟然出台影響重大的錯誤決策，徐圖正確的改革方案更為合理。盡管被視為一位平民總理，但中國民眾對於李克強的個性仍缺乏深入了解，FT中文網採訪李克強的大學同班同學時，他曾透露了一個細節：“你看這些大學時的老照片。李克強拍集體照，幾乎總是喜歡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邊上。他平時沉默，從不張揚，有學習上的問題問他，他有問必答。”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近期出版《中國經濟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