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作為一種作風建設的群眾路線顯示出其創造性轉換的必要。群眾路線強調領導干部本身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依靠的是領導干部本身的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突出的是一種作風建設。既然如此，群眾路線的貫徹執行就面臨一個領導干部想不想、能不能、願不願的問題，領導干部個人的素質、能力、態度與作風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依托，主導性完全在領導干部一方，群眾路線的運作就具有極大的偶然性與很強的隨意性。即使領導干部沒有有效貫徹執行群眾路線，頂多是個作風問題而非原則問題與法律問題。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民眾參與機制與懲戒機制，領導干部貫徹落實群眾路線的壓力與動力就會成為問題。特別是在缺乏有效監督制約的情況下，某些領導干部本身往往問題多多，既如此，又怎麼能夠依靠其去體恤民情，發揚群眾路線呢？即使有調查研究，恐怕也會淪為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

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官民矛盾實際上表明，僅僅停留於對待群眾的作風、態度與方法層面，對於問題的實際解決是遠遠不夠的。相反，隻有不斷加強民主法治建設，才能使得領導干部在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切實增強為民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更好地為民謀利。就以上分析而言，今天我們要更好地理解與貫徹群眾路線，就必須實現理解基點上的創造性轉換，即從作風建設轉向制度建設。隻有如此，民意的表達與民權的維護才更少地依賴於領導干部個人，而更多的依賴制度本身，才能進一步淡化人治的色彩而強化制度之治。就此而言，制度問題確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其三，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社會結構愈益分化，從原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諸領域合一到現在諸領域分離，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復雜程度愈益增大，利益與價值觀日益多樣化。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領導干部本身能力與時間的限制，由於現實情況的全面性與復雜性，僅僅依賴領導干部本身“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調查研究往往難以達到對問題與情況的全面、深刻與准確把握。領導干部掌握的信息再多，代表性再強，也無法完全代表方方面面的具體利益訴求。就此而言，雖然細致認真的調查研究能夠採集大量社情民意以增強決策的科學性，群眾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的民主替代功能——因為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民眾的利益表達與意見反映。但調查研究並非制度化的民主機制本身，群眾路線也無法實現對民主功能的有效替代。基於此，應明確調查研究“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的局限，切實加強民主制度建設，積極推進公民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依托制度來了解民眾意見與利益訴求。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執政的四大考驗、四大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但是對群眾路線的理解必須與時俱進，在理解的基點上必須實現從人民向公民、領導向大眾、作風向制度的創造性轉換。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調要注重制度建設，從體制上解決“四風”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