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代價被普遍低估？

　　文章稱，曾出版過《亞洲教父》等著作的周博先生在本書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了這些亞洲“老虎”實行的增長政策，同時還幫助讀者分析為什麼類似的政策在東南亞國家並不奏效。他指出，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從來沒有足夠的政治決心來執行這些嚴厲的政策。若僅此而已，那麼這是一本有用但並不完全的書。然而作者的目的是通過展示亞洲“老虎”並不開明的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上表現得更為優秀，以此來駁斥新古典主義“效率”經濟學。這是對亞洲國家崛起的一個嚴重誤解。

　　舉例來說，為周博所稱道的那些政策執行起來代價遠比他承認的要高，他低估了被土地革命所破壞的資本形成。繁重的農業稅和含糊不清的財產權保護常常被指阻礙了農村資本積累。

　　類似的，作者淡化了亞洲“老虎”實行工業和金融改革的成本。把進口保護主義和金融抑制結合起來，就能讓財富源源不斷地從消費者手裡流向出口企業，以促進投資。這無疑導致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至少就暫時來說。但讓低收入國家的窮人犧牲他們今天想要的消費水平來滿足明天的“最優”增長，這是否公平？放開進口管制，讓老百姓從隨之而來的競爭中獲益是否更好一些？

　　文章指出，亞洲人自己在回答這些問題。在韓國，“經濟民主化”這個詞現在甚至意味著廢除對出口商的工業支持，創造更有競爭氛圍的國內市場。在日本，安倍晉三推行的許多改革會降低物價，促進國內市場的競爭。中國領導人說他們也在追求同樣的目標。

　　與此同時，像印尼和菲律賓之類的國家正在經歷遲到的增長沖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國內消費推動。印度繼續逐步推行有類似效果的自由化改革。自由貿易在亞洲國家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得出亞洲“老虎”的辦法——盡管其代價高昂——對亞洲來說是最佳道路的結論之前，我們或許應該看看啟用更開明的政策會得出什麼實驗結果，而這一幕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