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2日電 台灣《經濟日報》12日刊載文章指出，斯諾登事件揭露的不僅是美國的大規模竊聽計劃，更揭示了我們所處的時代，即“大數據時代”。客觀來說，大數據的分析與使用，顯然無論對個人、對企業乃至國家都有難以被替代的好處，關鍵在於，對這些數以億計的數據保護與否以及如何保護。

　　文章摘編如下：

　　“斯諾登事件讓我驚訝的不是‘棱鏡’計劃本身，而是如此眾多的社會大眾還是‘小數據’思維，對這個計劃如此驚訝。”這是《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和思維的革命》一書的作者之一邁爾·史恩伯格(Victor Mayer-Schonberger)最近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對此一全球性事件的反應與感慨。

　　的確，對當今全球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大數據”恐怕還是個相當陌生的概念，甚至還未曾聽聞，然而，事實上它已悄然而至，從微觀到宏觀，從商業到政治到軍事，鋪天蓋地，無所不在。斯諾登揭露了“棱鏡”﹔“棱鏡”揭示了“大數據”。

　　僅就商業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軟、惠普等，已完全可以通過它們掌握到的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甚至億計的數據，經由“超級計算”，准確推斷消費者的習慣、電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發展趨勢。商業如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潛在利益當然也不遑多讓。這即是所謂的“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基本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一、數以億計的人們，無時無刻，不知不覺地在生產大量數據，每一個人在每一時間每一地點，那怕是一個最不經意的微小行為，就是一個數據。所以，合起來，就是“海量”的數據﹔二、數據雖已產生並存在，除非把它“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全數搜集網羅起來，否則沒有意義，這就要靠像“棱鏡”一樣的網絡技術﹔三、最后一步，就是將“海量”的數據以超級快的速度加以歸納、計算與分析，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陳出新的超級計算機。第一個基礎是從來就有的，現在，加上了第二與第三，人類就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了。

　　大數據具有“4V”的特點：體量巨大(Volume)、類型繁雜(Variety)、價值密度低(Value)、處理速度快(Velocity)。因此， 一方面，個人難以處理如此龐大的數據，隻有國家和大型企業等利益集團才有可能成為侵犯敏感信息的主體﹔另一方面，大數據所搜羅提取的個人信息可能連本人都不完全熟知，比如個人的行為特征、語言風格、社交網絡等。因此，在“大數據時代”如何保護個人敏感信息或隱私，必將成為高難度的嚴肅課題。

　　與此同時，吊詭的是，大數據的分析與使用，顯然無論對個人(如跟蹤健康狀況防范疾病)、對企業(如了解市場偏好以有效處理庫存)乃至對國家(如防范疫病或防止恐怖主義)又都有難以被取代的好處，因此，保護與否以及如何保護，也勢將成為一個高難度的爭議性問題。

　　“網絡時代”如果從互聯網的商業化普及應用開始算起(1991年前后)，迄今還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但它已對全人類從生產、營銷、通路、生活、思維、價值等都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它甚至顛覆了“時間”概念(把時間“壓縮”到零)，顛覆了“空間”概念(把空間也“壓縮”到了零)，也穿透了全球化最后一層的無形障礙，如今又將全球全人類推向了“大數據”時代。整個發展與變化，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看，猶如電光迅雷。

　　大國的反應還是比較快的。2012年3月，奧巴馬政府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最高國策，認為大數據是“未來的新石油”，將對數據的佔有和控制，做為在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能力。

　　在台灣，產業、技術條件當然難與美國比擬，但從當局到企業，也必須盡快了解並掌握時代的脈動與趨勢，從經濟、安全、科學、法律等各方面認識“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危機與機遇，希望能不落后於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