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以革命建國的國家，中國有著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具有的優勢，這就是中國的自主性。中國在20世紀發生的革命具有雙重性，這場革命既是底層民眾推翻上層社會的平民革命，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民族革命。所以，中國從1949年建國開始就具有完全的自主性，這跟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獲得獨立后仍然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不一樣。中國完全的自主性使得社會在轉型中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很難在轉型中潰散。這當然是中國的優勢。

但是，中國的國情在某些方面又比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更為復雜。在經歷了34年的改革后，今天中國社會存在的並不僅僅是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時的轉型期矛盾，還有在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矛盾。這種新舊矛盾交織的現象使得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憤怒尤為強烈。

很多人呼吁進一步深化改革，但卻常常把目前的問題簡單化，把今天中國的問題都歸結為改革不夠徹底，看成是改革前30年遺留下來而今天尚未解決的舊問題。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從時間上看，從1949年建國到1979年是30年，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是34年，改革開放的時間已經超過了改革前的時間。如果說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存在許多嚴重的社會弊端，那麼在34年的改革中難道沒有因為改革的失誤而形成新的社會問題嗎？如果說改革前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犯了嚴重錯誤，難道在改革的34年中就沒有走過彎路而形成新的問題嗎？如果我們正視現實，將會不得不承認，在教育、醫療、文化、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等領域，有許多嚴重的問題是在近些年中逐漸形成的。所以，今天中國既有改革前30年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有在34年的改革中形成的新問題。

由此可見，今天的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憤怒，是有深刻歷史、社會根源的。中國用一兩代人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道路，高度壓縮了現代化轉型的時間。激烈的改革在摧毀舊的社會弊端時，又催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矛盾。在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人們極易動怒，社會極為浮躁，其實是很自然的。如果簡單地把中國人不高興、愛發怒，歸結為中國的根本制度，歸結為中國人的文化或素質，可能會掩蓋現實的真相，從而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合適途徑。

接續傳統才能撫平憤怒

如前所述，憤怒的情緒是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是現代化進程中難以消除的社會現象。而中國作為一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后發國家，高度壓縮了社會轉型的時間，改革前與改革中形成的新舊矛盾集中爆發。這些矛盾每天都刺激著中國人，長此以往，社會心態趨於緊張，人們容易一觸就跳，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火冒三丈、大打出手。

憤怒情緒雖然有其根源，但這並不等於要聽之任之，甚至坐視其四處蔓延，進而波及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學界、政界和媒體界的有識之士，都應該認真考慮紓解之道。

從西方先發國家的經驗看，歷史傳統是能夠最大程度降低社會憤怒情緒的力量。西方國家在啟蒙時代曾經對歷史傳統，特別是基督教大加撻伐。這種徹底割斷歷史的行為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但是，法國大革命從反面催生了捍衛傳統的保守主義。從埃德蒙 伯克開始，保守主義成為西方社會平衡激進革命思潮的強大力量。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幾乎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最終都跟傳統接軌，沒有一個國家能跟傳統決裂后轉型成功。

為什麼傳統能夠撫平憤怒的情緒？為什麼歷史傳統能夠平衡極端思潮？答案在於傳統能夠給社會提供一種在數百年或數千年中形成的信仰和行為規范。現代化進程雖然會打破舊的信仰和行為規范，但社會最終要重建新的信仰和行為規范，而新的信仰和行為規范不可能割斷歷史而憑空創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保守主義認為，人類文明是生長起來的，而不是制造出來的。

中國在近代以來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在一敗再敗的反抗中喪失了文化自信，中國的知識精英把失敗歸罪於傳統文化，以至於上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了舊傳統。這種對傳統的討伐雖然在救亡圖存、發動革命中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但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效果，而這種負面效果在今天的社會轉型中暴露得尤為突出。

在今天的中國，重建社會意識形態和行為規范已經是迫在眉睫。中國以13億人口之眾，以超過西方數倍的速度向現代社會轉型，如果沒有能夠凝聚社會的意識形態，沒有能夠規范個人行為的倫理准則，中國就有可能會掉入后發國家的“憤怒陷阱”，整個社會將走向潰散。宏觀來看，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也就是未來10年，隻要平穩地走過這個過渡階段，今天的社會問題大部分都會得到解決或緩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10年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道門檻，越過了這個充滿的憤怒的門檻，憤怒的中國人將會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中國的知識精英作為歷史傳統的主要承載者，應該在這一跨越中扮演一個更為積極的角色。(本文刊載於《社會觀察》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