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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中國崛起需跨過憤怒門檻

2013年06月14日11:22來源:環球網字號:

摘要:中國以13億人口之眾,以超過西方數倍的速度向現代社會轉型,如果沒有能夠凝聚社會的意識形態,沒有能夠規范個人行為的倫理准則,中國就有可能會掉入后發國家的“憤怒陷阱”,整個社會將走向潰散。

環球網6月14日報道 觀察者網6月13日發表題為《中國崛起需跨過憤怒門檻》的文章。

最近幾年,中國人顯得越來越容易憤怒。為了一丁點小事,就大動肝火的沖突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公交車上為了一個座位,可以大打出手;飛機上為了座椅背的調節,會以拳頭解決;醫院裡患者對醫療的結果不滿,會拔刀相向;交警執法,可招來唾沫和耳光;中國游客在海外動輒發飆的事件,更是數不勝數。

有著幾千年溫良恭儉讓傳統的中國人,今天到底怎麼了?是生活條件惡劣造成的嗎?沒有人會否認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正處於有史以來提高最快的時代。那些在海外為了一點雞毛蒜皮小事鬧事的游客,不大可能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是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導致的嗎?但這些憤怒者的發飆對象,常常都是跟自己一樣的普通人。總不能說為了爭搶公交車座位的打架事件,也是體制的落后或政府的腐敗造成的吧?

對於中國社會充滿憤怒情緒的現象,筆者以為,用經濟決定論、體制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來解釋都是片面的。要理解中國人的憤怒,必須要從轉型時代的特殊性來思考,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

后發國家易陷入“憤怒陷阱”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當一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盡管是文明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飛躍,但通常都會引發兩個很大的問題。首先,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會在轉型期內集中涌現,原有的社會平衡機制在眾多矛盾沖擊下逐漸失效;其次,歷史傳統在轉型中出現短暫的斷裂,傳統信仰和社會准則被視為進步的枷鎖,被社會精英棄之如敝屣,普通民眾處於一種茫然無措的狀態。這麼一種繁榮與混亂、進步與沉淪交織的時代,正是狄更斯所講的最好與最壞、光明與黑暗、希望與失望共存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正是產生憤怒的溫床。

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憤怒是時代的產物,特別是社會轉型期的特殊產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社會轉型中都會經歷這種陣痛。但具體到先發的西方發達國家與后發的發展中國家,卻有巨大的區別。相比較而言,先發國家在社會轉型中遭受的陣痛要少得多,民眾無意識的集體憤怒也遠未對社會發展構成威脅。相對於后發國家來說,先發國家有以下兩個至關重要的優勢:

首先,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自然的社會進步過程。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基本動因都是來自內部。隨著近代以來科技的發展、市場的發展、文化的發展,西方先發國家陸續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會轉型。由於這種轉型通常會經歷上百年的時間,各種社會矛盾大都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化解掉,歷史傳統的斷裂與重建都在漫長的漸變過程中完成。總的說來,先發國家在社會轉型中遭受的痛苦和孕育出的憤怒情緒,要比后發國家輕得多。

其次,先發國家由於在時間上佔有先機,可以在社會轉型期把大量的社會矛盾轉移到后發國家,把憤怒的情緒輸送到海外。在西歐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受到宗教迫害的群體輸出到了北美大陸;暴力犯罪人員遣送到了澳大利亞;一無所有、但又不甘平庸的人則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國家中尋找冒險家的樂園。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踏在后發國家的軀體之上完成的,前者轉型中的痛苦很多被轉移給了后者。

因此,后發國家的社會轉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一般說來,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是被迫卷入的,其動力始於西方先發國家堅船利炮的打擊,而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發展過程。幾乎所有后發國家的社會轉型,都是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直接嫁接到傳統的農耕社會、漁獵社會或游牧社會上。所以,后發國家的社會轉型期比西方先發國家要短得多。在許多學者看來,后發國家借助西方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成就迅速轉型,是一種后發優勢。但是,縮短現代化進程時間是一把雙刃劍。后發國家借助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成就可以后發先至,但是快速轉型意味著本來兩三百年陸續出現的社會矛盾會在幾十年間集中爆發,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將呈現出突變狀態。相比先發國家自然形成的現代化進程,后發國家這種被動的,時間上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進程給社會帶來的痛苦要大得多。

更為重要的是,對於絕大部分的后發國家來說,世界上早已沒有尚未開墾的新大陸,社會轉型中的矛盾和憤怒情緒根本找不到對象可以轉移。必須承受急劇轉型釀下的苦果,這是所有后發國家的共同命運。

西方學者在解讀后發國家社會轉型失敗時,提出了一個“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題,把所有無法完成現代化轉型的國家都歸結為無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所有后發國家面臨的是一個“憤怒陷阱”。由於后發國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壓力下被迫轉型,由於在時間上高度壓縮了現代化的進程,並且隻能內部消化所有的矛盾和憤怒,很多發展中國家無法承受社會轉型帶來的負面結果而失敗。

在全球近二百個國家中,真正完成現代化轉型的非西方國家寥寥可數,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沒能跨過轉型中的“憤怒陷阱”。一旦社會中無意識的集體憤怒像野火一樣蔓延,這種憤怒情緒往往把社會推向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街頭革命”、“廣場革命”其實並不是從一種舊社會形態向新的社會形態飛躍,而是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憤怒宣泄。或者,為了消解無意識的集體憤怒,政府推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福利政策,導致經濟停滯不前,最后引發更大的憤怒情緒以及進一步的惡性循環。

高速轉型導致新舊矛盾交織

作為一個在西方堅船利炮下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中國今天遭受的社會轉型痛苦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基本一樣。但是,由於中國是在20世紀中葉經歷了革命建國,繼之以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又不同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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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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