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允許先鋒隊知錯改錯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29年，既有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成就的輝煌，也有犯過錯誤帶來嚴重損失的不幸，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敢於承認錯誤，認真糾正錯誤，因而並未因犯錯而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

既犯了錯誤，也取得了很大成績。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精神極大解放，建設熱情極大迸發，僅用短短7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此基礎上，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了獨立自主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然而，探索之路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受歷史和現實、國際和國內、主觀和客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探索的過程中，發生了諸如“大躍進”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嚴重錯誤，教訓極其深刻。但同時，我們也應對這一時期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應該承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仍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二卷（1949—1978）等黨的重要文獻和著作對此都作了客觀分析和總結。“大躍進”給工農業生產和建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但不能就此替代並否定十年建設（1956—1966）的成就。“十年動亂”期間，在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1976年達到5726億斤，比1965年增長47.2%﹔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投產﹔核技術、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尖端科學技術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推動外交工作實現了新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外部條件。公道自在人心。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進行建設取得的成就，正是凝聚民心、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物質基礎。

與群眾同甘共苦。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具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等領導人反對特殊化，與群眾同甘共苦。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渡難關。1960年11月，中央專門就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問題發出指示，要求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干部必須從嚴，黨內干部不能特殊，不能脫離群眾。為作表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同志自降工資。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帶動下，1960年9月，黨中央轉發國家計委黨組、勞動部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對於報告提出的進一步縮小高、低工資之間的差距辦法表示同意，指出黨員領導干部的工資，今后幾年內應當逐步降低，以縮小高低工資的差距，並利於帶動群眾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這種與群眾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擔當意識和做法，是取信於民、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保障。

敢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對於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失誤，中國共產黨並不諱言，而是公開鄭重地承認並反思錯誤、改正錯誤。對於“大躍進”造成的失誤，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直接的和間接的領導責任。會后，周恩來也代表國務院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中國共產黨襟懷坦白、敢於承認錯誤和認真糾正錯誤的鄭重態度所感召，紛紛表示願與共產黨同舟共濟，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失敗是成功之母。在否定“文革”的同時，鄧小平稱“文革”也有一“功”，認為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能制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中央進行了撥亂反正工作，在明確指出毛澤東所犯錯誤的同時，也正確評價了毛澤東的偉大功績。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作者：李慶剛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