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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憲法知識嚴重匱乏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2013年07月02日09:07來源:金融時報字號:

摘要:為了今天知識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標,先賢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對於面臨現代國家轉型之大任務的知識人和精英,這是一筆最可貴的資源,遠比什麼大憲章可貴,比洛克可貴,比托克維爾可貴,比美國憲法可貴。

這個周末,在北大參加杜維明先生主持的“張君勱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工作坊。來自台灣的汪榮祖、黃克武,江日新、孫善豪等教授,來自大陸的張汝倫、干春鬆、翁賀凱,來自香港大學法學院的陳弘毅等學者,共同探討現代中國思想和政治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張君勱先生之思想。

但我敢確定,很多人,包括今天活躍的知識分子,未必清楚、甚至未必知道張君勱。在微博上,我談到張君勱,章詒和先生善意地加上一句:他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的哥哥。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知道張幼儀的人,遠遠多過知道張君勱者。

這是一個悲劇,因為這一點,我有個不想的預感,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社會精英,將無力應對自己身處的這個大轉型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

張君勱有多重要?我不想討論張君勱對於現代儒學之展開的重要意義,隻想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張君勱是台灣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定案人。

當然,這部憲法是乃是現代中國兩三代先賢智慧之結晶:孫文確定基本框架﹔三十年代,孫科積極推動行憲准備,並由吳經熊先生執筆草成“五五憲草”﹔最后,到1946年初,政治協商會議上,國民黨、中共與民盟各派代表共同審議相關條款,最后定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部憲法起草過程中,張君勱高度尊重中共意見,與中共代表周恩來多次交流意見。會議期間,恰逢張君勱先生五十九歲生日,周恩來贈送壽匾,大書“民主之壽”四字。中共也完全同意這部憲法文本。也就是說,這是過去一個世紀,唯一一部被各大政治力量共同認可的憲法文本。而在台灣,它已很好地運轉。

在這部憲法草擬過程中,張君勱發揮了關鍵作用。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張君勱的重要性。然而,對於如此重要的人物,國內幾乎沒有人專門研究。僅有的研究也相當粗疏,而不夠深入細致。至於普通知識分子,則對其毫無興趣,而津津樂道於胡適之先生。但在我看來,張君勱先生的歷史意義遠大於胡適,尤其是在當下。

張君勱之所以能在中華民國憲法起草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乃是因為,他對憲法、憲政問題進行了長期而深入的思考。憲法和憲政問題是張君勱先生1949年之前關注的核心問題。晚清,他到日本留學,師從梁啟超先生,那個時代適逢清末立憲。民國初年,他積極參與憲法討論,並為1922年召開的國是會議起草了憲法草案。他第一個介紹蘇維埃憲法,“蘇維埃”這個詞就是他最早使用的。他也深入研究魏瑪憲法。當然,對英美憲法,他也有深入研究。

更為重要的是思考,張君勱先生從來沒有准備把某國憲法當作范本,移植到中國——而現在很多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天真而危險的想法。相反,他對憲法涉及的諸多重要制度進行了多重比較、剖析,並在中國脈絡中折中。如此知識准備,讓他面臨立憲時刻,而胸有成竹,抓住機會,起草一部能夠實現憲政、並可為各派接受、還可健全運轉的憲法。

如此負責任而嚴肅的憲法研究、思考精神,在當下知識界基本上看不到。這些天來,人們都在因為一種荒唐的論點而談論憲政。實際上,過去十幾年來,很多知識分子在談論、向往憲政。再放寬視野,過去三十多年來,相當多知識分子在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從中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從事改革、追求憲政轉型的激情。然而,改革和憲政轉型要有所成就,除了激情的驅動,還需要知識的框定。而這一點,高度匱乏。知識分子只是在宣傳憲政多麼美好,並對人說自己渴望憲政。但是,能夠實現這個憲政目標的制度體系是什麼?如何從現狀達致這個目標?恐怕無人有能力提供。

導致制度知識、憲法知識嚴重匱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歷史的無知。中國的現代史曾經遭到系統而嚴重的扭曲。最悲劇的是,很多自稱熱愛自由的知識分子又從另外一個角度扭曲現代史,比如,這十幾年來相當流行的一種觀點,充滿了對康有為、孫文的情緒化厭惡。而恰恰是這個思想和政治傳統,對憲政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並且,在大半個世紀中,進行了多樣而廣泛的立憲實踐。因為厭惡,當下主流知識分子對此傳統缺乏認知,更不要說深入研究。

更可怕的是自負。有知識分子斷言,過去一百年來,中國人連憲政的門都沒有摸著。熱愛自由的知識分子具有這種虛無主義態度,實在令人驚訝。歷史要從自己開始麼?但仔細聆聽,今天最活躍、最知名的人物談論憲政,並不能令人滿意。除了宣傳,並無理性而可行的制度構想和轉型方案。

在北大張君勱會議開幕時,我在微博上這樣寫到:“今日談論憲政,繞開百年經驗,尤其是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孫文-蔣中正-蔣經國這兩個思想和政治傳統是不理性的,也絕無成功的希望。我們時代的所有人,學者、政治家、商人,論德行,論視野,論知識,均不能望先賢之項背。”

為了今天知識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標,先賢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對於面臨現代國家轉型之大任務的知識人和精英,這是一筆最可貴的資源,遠比什麼大憲章可貴,比洛克可貴,比托克維爾可貴,比美國憲法可貴。認真對待這個資源,回到現代歷史中,辨析先賢種種方案之優劣得失,面對變化了的現實,於“因”中有所“損”、有所“益”,焦慮的中國精英才有可能找到解決當下中國轉型之可行方案。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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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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