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統治美國？【10】

　　有組織的利益集團

　　我們對於利益集團的實際影響力的結果非常醒目，因為之前幾乎沒有研究能夠在控制其他主要非政府行為體偏好的同時，評估團體影響力的程度。我們的証據明確顯示，在控制普通民眾和經濟精英的影響力的情況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有非常實質的獨立影響力。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理論獲得了強有力的經驗証據支持。

　　在此，利益集團聯盟方法的不完美性（盡管可能沒有經濟精英個體的情況嚴重）也表明，不容置疑，有組織的集團的實際影響力可能比我們所發現的更大。如果我們有未包含在我們淨利益集團聯盟方法中的成千上萬的組織的活動數據，我們或許能發現一個組織（或許沒有其他組織的反對）獲勝的很多案例。在有限的議題上，如特別稅優惠或針對一兩個企業的補貼，這種情況可能更確定，這些議題在我們的相對高度顯著的政策中沒有被代表。（我們的數據集隻包括被認為足夠重要以致需要全國性調查的政策。）

　　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常常是與政策變動提議相反的。在1357個提議的政策變動中——其中至少有一個利益集團選擇支持或反對，隻有36%的案例做出了大多數利益集團希望的改變，而55%的案例做出了大多數利益集團反對的改變（剩下的支持與反對持平）。

　　區分多數多元主義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

　　我們是否能進一步說明，利益集團的影響力進程是更像杜魯門式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多數多元主義，還是沙特施耐德式的“代表性有限的”多元主義，其中商業利益、專業團體和公司佔主導地位？

　　我們已經公布了一些結果來質疑多數多元主義。如果利益集團斗爭的結果是幫助普通大眾獲得所需——有組織的集團或許能比政治上不積極的美國人自己更好地代表普通公民——我們會預期淨利益集團聯盟的政策偏好與普通公民的是顯著正相關的。但是我們從表二可以看出，它們實際上並不顯著相關。利益集團聯盟與普通公民的偏好幾乎完全無關。而且，沒有証據表明官方預期的“潛在集團”的反應能夠使政策與公眾的需求接軌。多數多元主義的經驗証據看上去確實搖搖欲墜。我們也知道美國利益集團的構成是嚴重向公司、商業、和專業團體傾斜的。這一事實當然表明代表性有限的而非多數主義的多元主義更有解釋力。

　　更進一步說，多數多元主義理論相比於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更多地預測基於大眾的利益集團的獨立影響力。因此，區分基於大眾利益的和基於商業的利益集團，並且研究兩者對政策的實際影響力各有多少，或許是有用的。

　　相應地，我們分別計算以商業為中心的和基於大眾的集團的淨利益集團聯盟指數（見附錄一），並且將兩者都包含在新的多元分析中，再加入普通大眾和經濟精英的偏好——放棄我們之前的所有利益集團的聯盟的方法。

　　這一分析的結果見表四。顯然，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的預測比多數多元主義的實質上更好。基於大眾的和以商業為中心的利益團體的影響因子都是統計上正相關且顯著的，但是商業集團的相關系數幾乎是大眾團體的兩倍。而且，當我們將分析限定在兩者都表明立場的較小的議題集中時，——即，當我們隻考慮兩種集團都直接彼此接觸的議題的案例——兩者影響力的對比更為明顯。

　　以商業為中心的團體在塑造政策結果上的優勢反映了他們在華盛頓利益集團圈子裡數量上的優勢，而且他們同時出現在對一項政策的態度對立的兩方的情況也非常罕見。這兩個因素（數量上都優勢和相對強的內聚力）在商業集團中對整體利益集團聯盟指數的關聯性起的作用要比在大眾組織中強（0.96比0.47，見表二）。當我們重新調整對商業和大眾利益集團聯盟的測量來反映每個分類中不同的集團數目時，商業集團在數量上的優勢的重要性也顯現了出來。表四使用了調整后的測量的平行分析表明，在組別基礎上的單個商業組織和平均大眾組織似乎有著同等的影響力。在我們的分析結果中，商業團體有著更大的整體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他們大多參與到了每一個議題中（大約是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不是商業團體比大眾集團的影響力大。

表四

　　考慮到整體，我們的証據明確表明，相比於多數多元主義，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更好地描述了政治現實。事實並不是許多多樣的、基礎廣泛的利益集團選擇能夠反映公眾需求的政策立場，並帶來實際的政策。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尋求的政策與公眾並不相同。“潛在的組織”並沒有填補這種空缺。隻有相對極少的大眾團體是活躍的，他們（整體上）沒有很好地代表大眾，而且他們的集體作用也小於商業集團，后者的立場更傾向於與大眾偏好負相關。這些商業集團數量更為龐大、更積極、資金更充足，他們更可能獲勝。

　　表四還証實了我們之前關於經濟精英和中間選民的發現。當商業和大眾利益集團聯盟被分別包含在多元變量模型中，普通民眾的偏好仍然對政策變化沒有影響，而經濟精英仍然有非常強大、獨立、正相關的影響。

　　美國民主？

　　我們每一種理論傳統（多數選舉民主、經濟精英主導、多數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強調不同的行為主體在決定美國政治輸出時是關鍵的，而且每個理論都生出了大量經驗性文獻，它們似乎表明某一種行為體有著極高的影響力。然而幾乎所有的經驗性証據本質上都是雙變量的。直到最近都沒有可能在一個系統性的量化模型中去檢測這些理論。

　　通過在單一統計模型中直接探究理想型理論預測之間的關系（使用的數據集包括根據不完美但有效的測量方式從將近兩千個政策議題中得出的關鍵自變量），我們能夠得到一些突出的發現。一個是中間選民及其他多數選舉民主理論的幾近徹底的失敗。當經濟精英的偏好與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立場被控制，普通美國人的偏好對公共政策似乎隻有極小的、接近為零的、統計上不顯著的影響力。

　　多數選舉民主理論的失敗更是驚人，因為這與我們數據的局限性可能有的影響相反。普通公民的偏好比其他自變量的獲取更直接，然而他們的影響最小。

　　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也不能替代公民直接的影響，無法通過多數多元主義的理論假設將公民的意願植入並保証其權利。利益集團確實有實際獨立的影響力，而且有少數集團（特別是勞工組織）能夠合理代表普通民眾的觀點。但是利益集團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不能。總的來說，淨利益集團聯盟與普通民眾的偏好不是顯著相關的。影響力最大的商業集團淨聯盟與民眾意願是負相關的。所以現存的利益集團並不是公眾整體意願的傳送帶。“潛在組織”沒有收緊間隙，因為現存組織的立場確定之后，公民的偏好對政治的獨立影響極小甚至不存在。

　　此外，經濟精英的偏好（作為代理，“富有”公民的偏好）在政策變化上的獨立影響力遠高於普通民眾。誠然，這不意味著普通民眾總是輸﹔他們確實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政策，但那只是因為那些政策恰好也是實際有影響力的經濟精英偏好的。

　　當然我們的發現主要指向的還是權力的“第一面”：行為主體在相關議題上塑造政策輸出的能力。但他們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權力的“第二面”：塑造決策者考慮的問題議程的能力。我們分析的政策選項集要比決策者嚴肅討論的或放入國會投票的廣泛得多，而且我們的選項集（平均水平）在大眾中比在利益集團中更受歡迎。而這些政策的命運反映了決策者通常是拒絕考慮它們，而不是考慮之后否決它們。（我們的數據中無法區分這兩者。）我們的結果對權力的“第三面”表現得更模糊：精英塑造公眾偏好的能力。我們知道利益集團和政策制定者本身通常在塑造意見上花費很多努力。如果他們是成功的，這就有助於解釋精英與大眾偏好之間的高度相關性。但是這不能擴大我們所評估的公眾對政治的影響力，仍接近於零。

　　我們的研究結果說明了美國民主的什麼？它們確實給支持“平民主義”民主的人帶來了麻煩，他們希望政府能主要回應、甚至隻回應民眾的政治偏好。在美國，我們的研究表明，多數沒有在進行統治——至少在因果上沒有實際決定政策輸出。當大多數不贊同經濟精英和/或利益集團時，他們通常都輸了。而且，由於美國政治系統中強烈的現狀偏見，即便當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有政策改變的時候，他們通常也無法實現。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