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統治美國？【2】

　　經濟精英主導

　　一種很不同的理論認為，美國的政策制定是由掌握大量經濟資源的個人主導的。這些經濟資源如很高的收入水平和（或）財富水平，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公司的所有權。

　　不是所有的“精英理論”都關注這樣的人。有些強調社會地位或制度性地位，比如佔據公司關鍵的領導位置、政黨中的高位、政府的行政或立法或司法機構、軍隊中的最高級別。一些精英理論討論的是混合型精英，指的是兼具社會地位、經濟資源、制度性地位的人，他們通過共同的背景、一致的利益和社會互動達成一定程度上的聯合。

　　例如，C.賴特 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他的重要著作《權力精英》中，對美國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精英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主導結構的，進行了詳細入微的考察。米爾斯提到，他所說的精英來自上層社會的實際構成，包括非常富有的團體執行者，但是他們的精英地位並非取決於他們的財富。本文的關注點集中於，強調政策制定中經濟精英的重要性理論。

　　以經濟精英為中心的美國政治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查爾斯 比爾德（Charles Beard），他主張美國憲法制定者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私有產權，有利於富商和種植園主的經濟利益，而不是后來成為多數的農民、勞工和手工業者的利益。該學說的裡程碑式成果是威廉 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所詳盡闡述的，盡管存在民主選舉，精英是如何（通過基金會、智庫、“意見形成機構”和他們資助的游說集團與政客）主導美國政策制定的主要議題的。菲利普 A.伯奇（Philip A. Burch）極其詳盡地記錄了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官員的經濟背景。托馬斯 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對“主要投資者”的政治重要性的分析也可被視為經濟精英理論。近期，杰弗裡 溫特斯（Jeffery Winters）提出了“寡頭”的比較理論，認為最富有的公民，甚至是像美國的“公民寡頭”，主導著與財富或收入保護相關的重大政策。

　　我們要討論的第三及第四個理論假設，公共政策總體上反映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和商業公司之間斗爭的結果。

　　多數多元主義

　　“多數主義”利益集團的多元主義理論可以追溯到詹姆斯 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他在其中用“派系”（factions）分析政治，這個有點含糊的概念明顯包含政黨和普通大眾，以及我們今天會考慮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商業公司和行業部門。麥迪遜論証道，在共和國中普遍存在的不同派系的斗爭，一定程度上能使政治代表公民整體的利益和訴求，或者至少更可能戰勝“暴君”政治，包括令人擔憂的貨幣超發，這可能迎合地方農民債務人佔多數的派別，但是不利於商業債權人。

　　在二十世紀，阿瑟 本特利（Arthur Bentley）的《政府過程》和戴維 杜魯門（David Truman）的不朽著作《政府過程》將集團置於政治分析的中心，詳盡展示了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是如何隨心所欲的。杜魯門列舉了全面且有趣的游說技巧以及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其他手段。他在麥迪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增加了多數主義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可行性和規范性分析：宣稱所有利益都會在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制定中有哪怕最小的影響力，因為決策者（為了避免隨后的懲罰）必須留意所有一旦利益被侵犯就會聯合起來的“潛在”組織。

　　羅伯特 達爾對紐黑文市政治的分析是麥迪遜或杜魯門式的，他堅信許多（或全部？）差異性利益都得到了代表，盡管他在關注利益集團的同時也一樣關注大眾中的活躍成員。達爾用“多頭政治”或“多元民主”描述美國政治，他的分析也接近我們所說的多數多元理論的理想型，因為他們默認平民大眾的需求能夠通過利益集團的斗爭結果得到合理滿足。一些關於利益集團政治的現代分析家同樣（至少含蓄地）接受這一情境——利益集團爭論導致多數主義的結果。

　　然而，曼瑟爾 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對多數多元主義理論的主要質疑，他認為，大量分散的個體有著各自微小但總體巨大的利益，他們的集體行動可能受困於“搭便車者”的問題。排除特殊環境（選擇性激勵、副產品、強制），能從集體行動中獲益的個體可能沒有激勵發起或參與有組織的集團。這種邏輯表明，杜魯門所說的“潛在的集團”可能事實上不會形成，即便上百萬人的利益被政府所忽視或損害。意識到集體行動的困難，官員們可能會隨意忽視大眾，採取違背大眾利益的行動。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