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統治美國？【3】

　　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

　　奧爾森的論述指出了多元主義理論的另一種重要思考方向：“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強調不具代表性的普遍利益集團的斗爭，沙特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將其描述成帶著“上流社會口音”的神聖合唱團，近期又被凱 雷曼（Kay LehmanSchlozman）、西德尼 維伯（Sidney Verba）和亨利 布雷迪（Henry Brady）稱為“不神聖的合唱團”。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通常認為，利益集團沖突的推動力和有結果的公共政策都傾向於迎合企業、商業和專業集團的意願。

　　沙特施耐德認為，政策結果因“沖突的范圍”而異。例如，當范圍較小、透明度較低時，商業集團更可能優先於普通大眾。格蘭特 麥康奈爾（Grant McConnell）補充道，政策制定者的實際“選民”包括權力集團。喬治 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明確表達了一些經濟學家譏之為“芝加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根據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分析了監管政治：被監管者捕獲監管者。查爾斯 林德布羅姆（Charles Lindblom）概述了許多商業公司及其同伙能夠影響公共政策的方法，包括商業的“優先地位”。托馬斯 弗格森提出政治中的“投資理論”，即“主要投資者”，尤其是特定工業部門的代表，資助政黨來獲得適合自己經濟利益的政策。弗雷德 布洛克（Fred Block）的“新波蘭尼”分析強調集團。雅各布 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 皮爾遜（Paul Pierson）對“贏者通吃政治”的分析，強調金融業的權力，被視為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文獻的新貢獻。

　　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認為，經濟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即生產資料所有者，主導政策制定，用國家維護其物質利益。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我們無法准確檢驗這種理論的預測，因為我們缺乏檢測經濟階級政治偏好的好方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收入和財富都不能准確表示階級立場。）然而，我們注意到，某些“工具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拉爾夫 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提出的重要流派，做出的預測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很類似：代表“大型商業”的利益集團與企業傾向於佔主導地位。

　　從關於利益集團的經驗証據來看，有組織的集團確實定期游說並結交政府官員，在公職部門與私人機構的旋轉門之間穿梭，向官員提供自利的信息，起草法案，在競選上投入很多資金。而且，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相一致的是，証據明顯表明，大部分美國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代表商業公司或專業人員的利益。隻有相對較少的代表窮人或者普通工人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如今美國工人運動已經變得如此虛弱。

　　但是利益集團真的能影響政策嗎？大量的案例研究有詳細的例子証明利益集團的影響，除了最有力的一個質疑案例。這一經典案例就是沙特施耐德對1928年斯姆特-霍利夫關稅法案的分析，一次令人震驚的政治獻金案例。仍有許多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政治學家似乎忽略或舍棄了這些非量化証據。還有其他研究試圖証明利益集團對政治根本沒有影響（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當時對美國政治坦率的描述會被視為不愛國）。雷蒙德 鮑爾（Raymond Bauer）、伊希爾 普爾（Ithiel Pool）和路易斯 安東尼 德克斯特（Lewis Anthony Dexter）論証道，商業對貿易互惠權的恢復幾乎沒有影響。麥爾柏（Lester Milbrath）記錄了與說客及國會成員的訪談，說客的影響力排名極低。近期，弗雷德 麥克切尼斯（Fred McChesney）提出獨到論點，得到利益團體資助的競選可能並不代表利益集團試圖提出條件進行賄賂，相反是威脅要損害集團利益的政客勒索的結果。

　　隻有極少數的研究提供了基於大量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利益集團的影響的量化証據。其中重要的研究包括馬克 史密斯（Mark Smith）的著作、弗蘭克 鮑姆加特納（Frank Baumgartner）、杰弗裡 貝裡（Jeffrey Berry）、Marie Hojnacki、大衛 金博爾（David Kimball）和貝絲 利奇（Beth Leech）的成果。

　　馬克 史密斯考察了四十年間2364個“商業協會”的議題，這些是美國商務部（商業團體整體的代理人，在特殊議題上幾乎所有行業都達成一致）公開贊成或反對的。然后他計算了商務部從國會得到行動或不行動的授權“成功”的平均比率的六種方法。商務部在推動或阻止法案的“成功”比率似乎是非常高的，但是史密斯認為這並不必然意味著會有影響。（平均成功率說明影響力的前提是採取立場與對成功的預期是無關的。更進一步講，為了檢測商業的獨立影響，避免偽結果，其他行為體採取措施的數據也需要包含在內。）相反，史密斯將精力主要集中在分析成功率高低的額外相關變量，如公眾“情緒”和國會中的政黨構成。

　　弗蘭克 鮑姆加特納和他的同事詳細調查了98個利益集團活躍其中的國會政策制定案例，調查組織所能支配的資源量級是否與這些案件的結果有相關關系。在他們的多元統計分析中，鮑姆加特納他們發現政策結果適度傾向於有更多資源的一方（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游說集團的經費、領導集團的規模等）。

　　在我們分析數據集的可用性之前，還沒有人評估出利益集團在一系列復雜議題中的影響力——盡管他們考慮到了公眾或經濟精英的作用——更別說同時分析三種潛在的影響力。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