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統治美國？

　　海外網6月12日電 【據普林斯頓大學4月10日官網報道，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的聯合研究顯示，富裕的個人和企業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本已經遠遠超過普通民眾，而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國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這將進一步增強富裕階層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 季倫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杰明 佩奇（Benjamin I. Page）考察了美國30年間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在收入分布中處於第90個百分值的富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最大﹔利益集團也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季倫思說，當普通人與富人的政策偏好出現分歧時，富人往往可以達成所願。“如果民主意味著所有公民都擁有政治參與權，那我們的發現對美國政治的民主性提出了質疑。”

　　自從詹姆斯 麥迪遜時代以來，美國的政治觀察者們一直希望，普通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可以通過不同的利益團體表達，民主能夠因此正常運轉。但季倫思說，他們的發現摧毀了人們的這種希望。企業、或者以商業為目的的利益團體，其政策偏好往往與普通民眾背道而馳，並且這些利益團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那些非商業的群眾團體。更有甚者，即使是那些非商業的群眾團體，它們的訴求也並非總是與普通民眾的訴求一致。

　　佩奇說，最高法院近日取消了美國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會進一步增強富裕階層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削弱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已然甚微的影響力。“這非常令人不安。”佩奇認為，最高法院以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的這一裁決，將為“錢主政治”大開方便之門，讓美國的民主走上邪路。

　　觀察者網特約譯者閆雅靜全文翻譯，以資讀者參考。原標題：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在美國，富裕的個人和企業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普通民眾。

　　誰來治理？誰真正實行著統治？美國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治、半自治或基本失去政治權力的？對這些問題的探究產生了美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

　　盡管此類研究豐富多樣，但可以大致分為四派理論：多數選舉民主（Majoritarian Electoral Democracy）、經濟精英統治（Economic Elite Domination）和兩種利益集團多元主義——多數多元主義（Majoritarian Pluralism）和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Biased Pluralism），前者指所有公民的利益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平等表達，后者指商業團體和專業群體主導政治。這些觀點對於個體對美國政治的影響都做出了不同的預測，主要考慮四類行為主體：普通公民/“中等選民”、經濟精英、以群眾為基礎的利益集團或商業導向的利益集團或行業。

　　每種理論的文獻都如汗牛充棟，都有諸多經驗性証據支持，包括量化的、歷史的或觀察性的，考察了美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多種行為體（或通常是某一類行為體）的重要性。這些文獻為我們理解美國政治如何運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助於闡明我們或民主或不民主的政策制定過程到底是怎樣的。然而直到最近，仍然無法通過一個能夠分析每一類行為體對政策輸出的獨立影響的統計模型，來驗証這些理論的相互齟齬的預測。

　　在此，我們初步嘗試提出這種檢驗方法，用獨立數據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方法遠非完美，但希望能拋磚引玉，激發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索——在我們看來，這些是美國政治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研究的基點是，經濟精英和代表商業利益的有組織的集團對美國政府政策有實質性的獨立影響，而以群眾為基礎的利益集團和大眾選民幾乎沒有獨立影響力。我們的研究結果為經濟精英統治和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卻沒有証據支持多數選舉民主和多數多元主義。

　　接下來，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構成我們分析框架的四種理論學說，並重點分析每個理論相關的最主要的經驗研究。隨后將描述我們的數據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最后我們將討論本文對於理解美國民主和未來深入研究的方向的意義。

　　四種理論傳統

　　我們提到的每種理論都有大量相關文獻，在此不一一列舉，隻提每一理論的幾篇核心著作。並且我們必須承認，一位學者的著作通常不能完全歸為某一類。有些學者進行的是跨理論研究，或者獨立於我們所提出的理論分類，傾向於討論政策制定的多重影響和復雜進程。在此，我們集中討論理想型理論。考慮到數據的性質，我們重點研究這些理論所假設的影響力的社會來源，而不是影響力的機制。

　　多數選舉民主

　　多數選舉民主理論，作為實証或經驗的理論，將美國政府的政策首先歸因於普通民眾的共同意願，視普通民眾的權力來源於民主選舉。這種觀點可以上溯到托克維爾，他（在杰克遜時代）認為美國的多數是“全能的”，特別是在聯邦層次上，而且擔心“多數人的暴政”。這在亞伯拉罕 林肯對政府的界定中被稱為“民有、民治、民享”，而羅伯特 達爾（Robert Dahl）稱之為“民粹主義民主”。

　　這種理論在現代的重要典型是選舉民主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兩黨制下爭取選票的政黨和候選人傾向於匯集在選民政策偏好的中間地帶。如果偏好是連續的單峰態分布的以至於可以能夠在單一維度排列，“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認為，爭取選票的兩黨會採取相同的立場，即選民最偏好的立場的中間分布區。“中間選民理論”由哈羅德 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提出，鄧肯 布萊克（Duncan Black）証實，安東尼 道恩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制度的經濟理論》一書中推廣。在相關假設之下，符合大眾選民偏好的公共政策不僅是經驗性預測的兩黨選舉競爭的均勢結果，與“孔多塞勝者”一樣，也有“最民主”政黨的規范成分，因為它優於任何全民投票的均勢多數規則下可能產生的替代性政黨。

　　以肯尼思 阿羅（Kenneth Arrow）為首的社會選擇理論家認為，隨之而來的“混亂”后果表明，中間選民的預測隻有在單一的政治維度下才符合邏輯。如果公民的偏好排序不是單一維度的，而是多樣的，那麼多數決原則以及隨之而來的兩黨的選舉競爭可能根本不會帶來均衡的結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理論上可能出現並不意味著實踐中必然會發生。現實世界的結果依賴於機構如何組織以及偏好實際是什麼樣的。

　　盡管有這樣“混亂”的結果，盡管許多人批評中間選民理論過於簡化或在實踐中無法應用甚至錯誤，但仍然有許多學者——其中經濟學家可能多過政治學家——仍然堅信中間選民的政治偏好塑造著美國政治制度的運行結果。學者們舉出了相當多的經驗性証據來支持中間選民決定許多甚至大部分政策制定的結果這一觀點，這些學者包括艾倫 夢露（Alan Monroe）、本杰明 佩奇（Benjamin Page）與羅伯特 夏皮羅（Robert Shapiro）、羅伯特 埃裡克森（Robert Erikson）與邁克爾 麥庫恩（Michael MacKuen）以及詹姆斯 史汀森（James Stimson）（非常有影響力的《宏觀政體》[Macro Polity，該書尚無中文版]的作者）等。這些証據表明，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有約三分之二與多數的偏好是一致的﹔公共政策轉變的方向也有約三分之二是朝向大眾偏好的﹔選民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與各州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政策緊密相連﹔民眾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政治“氣氛”的波動都與政府三個分支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政策變化明顯相關。

　　美中不足的是，這些証據對於一些變量的影響缺乏考慮或者沒有明確的評估，比如富人的偏好、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偏好與行動，這些可能對公共政策有獨立的影響，同時與大眾意見正相關，因此造成了公共意見與政策關系在統計上的偽相關。

　　近期，由拉裡 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和本文的一位作者季倫思（Gilens）所做的研究明確引入了“富有的”美國人的偏好和低收入群體的偏好，結果表明公共政策與中間選民偏好的顯著相關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是假的。

　　通過選舉進行民主控制的“選舉獎懲制”或許會提出不同的預測。根據這種觀點，選民投票的依據是反觀過去政府政策對其基本利益和價值的滿足程度，而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是對民眾判斷的預期，而民眾根據凱伊（V. O. Key Jr.）所說的“潛在”公共意見做出判斷。“選舉獎懲制”認為，政策更可能符合公民的基本需求和價值，而不是迎合他們目前的政治偏好。我們無法驗証這種假說，因為我們沒有也想象不到如何獲得個人內在基本利益或價值的數據，是否與他們表達出來的政治偏好相反。但公眾政治偏好在長期來看通常是相當穩定的，這表明公眾表達的政治偏好通常和隨后証明的“潛在”偏好沒有顯著差異。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明顯偏差，如經濟蕭條或災難性戰爭。如果是這樣，民主理論的選舉獎懲制做出的預測也是大多數時候，公共政策將回應目前大眾選民的政治偏好。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