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之表与文明之里的变化不同步原因很复杂。中国的转型不是一个自生文明自发转型的结果，它是外在的外力强迫型的被动应变的一个结果，不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一个秩序。我记得哈耶克先生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在演讲里说的，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我特别喜欢“生长”这个词，讲中国近代史可以讲一百年乃至150年，或者可以讲205年，这是马礼逊传教士到中国来的那个年份，看做当作近代中国的开端。200多年来的中国，是外面压迫你应变，不是你自己内部自觉地、主动地求变。如果按照原有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由它自身演变下来，会变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今天已经无法反推了。我们看到的是外部因素，基督的福音，坚船利炮，不平等条约，西方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报刊，新式教育，法律体系……，导致我们被动应变。这种被动应变到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同步，表里不同步，就是文明之表和文明之里不同步。我们中间的转型出现过多次的断裂，其中有彻底的断裂，这种彻底的断裂带来的后果今天看到了。我说转型有两种，一种是延续性的转型，一种是断裂性的转型，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型是延续性的转型，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动。所以鲁迅的小说很不同意辛亥革命，整个社会还是那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辛亥革命的局限也就是辛亥革命是它的优势，他的失就是他的得，有时候我们在得失之间往往只看一头，得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相互成全的，得不一定都是得，失也不一定都是失，失和得之间也是一个相互成全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有限革命，就是限定在政体革命的范畴以内，就是政治体制的范畴，不涉及整个社会，不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不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是很关键的，不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过去的富人还是富人，过去的精英还是精英，士绅阶层和富人阶层不会因为政体改变就变得一无所有。

刚才冯仑先生特别讲到张謇，我对“张謇模式”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张謇模式”是横跨晚清和民国的，张謇从1895年开始办工厂，1900年工厂开始冒烟，如果从1900年算起，他的黄金时代是22年，他最后的鼎盛时期是1922年，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1922是中国企业史的巅峰状态。他是1926年死的，这20多年，张謇模式横跨了清晚和北洋时代。民国早年的这个北洋时代，“张謇模式”仍在积累当中，企业家这一群体有特定的内涵，是做生意的。汉语中“生意”这个词很有意思，你看看前面是一个“生”字，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也有生命的意思，有生长的意思，有活的意思；后面是个意字，有那么点意思，而且他这个意思是一个大意思，不是小意思，它关乎天地之大德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把“生意”这个词，起得特别有内涵。生意是需要积累的，不是说你做个一两年暴发户，暴富了，这就叫生意，生意是要传承的，生意是要积累的，生意是特别强调要给它时间，要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相对较长的外部环境，他才能够把生意逐渐地从小做大。中国的生意往往都是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然后从小到大，中国企业家这个角色在本质上是一种建设力（当然不是唯一的建设力）。可与中国的农民起义相对应，农民起义作为历朝历代洗牌的一个主要方式，另一个方式就是宫廷政变，宫廷政变跟农民起义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以暴力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破坏力。中国社会的洗牌，包括维持中国的社会格局，基本上是靠破坏力，有时候你看到破坏力是摧毁次序，其实破坏力不是摧毁秩序，破坏力是更新秩序。农民造反的领袖不是为了毁灭旧王朝的那一套制度秩序，它是为了维护旧王朝的那一套秩序，他要更新那一个秩序，只换人不换制，这是中国特色。这个破坏力是中国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但是中国的建设力自古以来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企业家阶层的起点放在张謇那一代，他们是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产生出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企业史上最早的那一拨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建设力，这种建设力是新生的力量，他在农业文明社会当中不可能产生的，只有在出现工业文明转型的这个时候才产生出来，这种建设力，就当时的时代来说，它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出现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层面的建设，我称之为底部建设。通过他们的机器生产，通过他们介入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重塑一个新的社会，张謇在南通提出的理想，他用了一个词叫“村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