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企业家阶层的选择，放在一百多年中国企业史这个框架里面来看企业家阶层要面对的社会转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历史常常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想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要将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我对此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如果不能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最终得出的那些结论可能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更看重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看重历史的结果，就像生命也是一个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感的国家，历史具有准宗教的功能，中国这一轮的改革，也是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的。历史不仅是关乎过去的事，更是关乎未来的事，历史直接通往未来。

现在这个时间是2013年1月21日下午13点43分。这个时间点，其实不是“中国时间”，而是“世界时间”。我们今天既然认同从秒、分、小时来计算时间，这个时间就不是中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我们可以它称为“世界时间”。从“中国时间”进入到了“世界时间”，这是近代以来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连我们的计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计时方式更多的是按季节、按照播种、收成、农业社会的节奏来计时的，从“中国时间”进入“世界时间”意味着中国的文明状态，也是从农业文明状态开始往工业文明状态转换，这个转换跟中国近代以来的企业史大致上是同步的。

过去我们之所以讲，中国的文明模式是农业文明，我们今天讲中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或工商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时代，表面上看，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个生产方式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整个社会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它的公共生活方式和他的精神生活方式都要发生改变。今天中国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生产方式变了，但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只有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某些相应的变化，它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公共生活方式还是没有变，骨子里还是过去古老的方式。我把生产方式的改变称之为文明的表面，文明之表，包括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都可以称为文明的表面，今天文明的表面已经换过来了，文明的里子还没有换，里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公共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西方社会的变化也是这样，当它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机器工业和近代工商业兴起以后，它整个的精神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哲学观念、娱乐消费的方式等等，整个都随之发生变化，议会民主制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不断成熟起来的。这是公共生活层面相应的一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