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改变不了中国，就改变我的家乡南通吧，中国太大了，无从下手，南通我够得着。所以叫村落主义，他把自己的理想，他给自己设定的路径方向，用八个字概括，“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他不想得寸进尺，也不想得尺进丈，不想天上夜给他下馅饼儿，他不着急，慢慢来，在南通做大量的建设。他觉得，把南通搞好了，他一生的本分就尽了，所以他创造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张謇本人在南通做了那么一块，而在于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给后面很多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和后世的企业家提供了参照。

这比张謇本身所做的意义要大得多，当年影响了无锡的荣氏兄弟，范旭东在天津也想学他，浙江温州平阳县的一个士绅，他叫黄理孚也想学张謇，中国要想学张謇的人，“小张謇”在中国当时许多县都出现了，所以它的辐射意义，要远大于它本身在南通的意义，袁世凯是看到这一点的。袁世凯称帝之前，1915年他曾经叫熊希龄跟张謇说，把南通建设的成绩汇编成一本小册子，然后印发给全国各县来学习，这本书后来编好了，因为袁世凯做皇帝了，这本书就没有发下去，这本书现在南通那边少量印刷，没有公开出版，主要列举张謇在南通推动的那些社会事业，就是他在企业之外所做的，甚至包括气象台都办起来了，什么养老院聋哑学校这些都有，覆盖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图书馆、体育场、博物苑、公园，南通有5个公园，凡是人有需要的，从精神的需要、物质生活的需要，方方面面他都有顾及。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张謇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标本，起点之高，令后人唯有感叹。

从100多年社会历史变迁的进程来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至少有过四次重大的选择。几乎每一代企业家都会遭遇自己时代的问题，并面临不可回避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阶层第一次面对的选择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君宪还是共和？这是一个制度选择。我觉得这次选择事关重大，中国一百年来，没有一次机会让中国的人民有机会去做制度选择，无论最后选择的结果是不是如人意，后来变化如何，但在当时来看，清朝末年，中国人有机会做这样的一种选择，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当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们主动的意愿出发，从他们的角色地位出发，他们大致选择了君主立宪，就是从整个阶层的多数来说，他们是选君主立宪，他们参与发起了至少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规模都非常大，而且已经让清政府作出了部分让步，从九年立宪已经改成了六年预备立宪，已经答应在1913年召开正式国会，变成一个英国模式。但是1913年中国人已经等不急了，1911年就爆发了革命，其实时间上也就相差了1年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一年也等不及，只争朝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