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选择企业家还是有相当的主动性，当时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领袖就是张謇和汤寿潜这些人，汤寿潜是浙江人，就是领导修了第一条上海跟杭州之间的沪杭铁路，因为修这条铁路一分钱工资也没拿，一分钱的贪污都没有，所以他当年有极高的声望。当时上海的商界的代表像沈缦云、李平书、王一亭，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上海独立，其中沈缦云是上海商界的代表，他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时，到了北京城，而且见到了一个军机大臣，他们之间的对话，登在报纸上面，就是谈论为什么不马上开国会，开国会就可以解决中国的目前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他们给出的理由无非中国国民程度不够，所谓国民的素质不够，跟今天的说法是一致的。第二次对话也是这个时候，跟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有一个对话，内容接近，也登在当时的报纸上，谈完以后，他对记者说了一番感慨，说，锅里水将要烧开了，里面的鱼还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是表示跟清政府，跟朝廷没关系了，后来沈缦云就转向了革命，资助于右任创办了《民立报》。这一轮的选择，其实企业家阶层原本是选择君主立宪，但是结果发生了辛亥革命，当革命发生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顺势而为，不再坚持原来的君主立宪立场，而是赞同了共和立宪，赞同了民国，包括张謇，包括汤寿潜，他们两个都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包括沈缦云沈这些人，都在上海政府担任了重要职位。

他们原本在制度选择上是主动的，最后当形势发生剧变之后，他们在被动当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主动性，保持了尊严，因为最后他还是可以选择跟清政府站在一起，或者做出另外的选择，但是他们顺势而为，这个顺势而为，我觉得对整个民国的转型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保持了整个社会转型的稳定性，因为这批人，他跟今天的企业家阶层有一不一样的地方，这批人不光是代表了资本，他们不光是当时新兴企业的代表，他们更是中国士绅阶层的代表，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当时革命的结果。革命不是以最惨烈的结果告终，而是以相对较为温和有节制的方式告终，辛亥革命成为有节制的革命，流血较少、死人较少，最后是以几方妥协告终，包括隆裕太后也妥协了，他们是退位下来了，不是被枪打走的。尽管是在武力的压力下面，在整个社会的压力下面，由此我理解就是晚清跟民国前15年之间，有一种延续性，中间没有断裂，他们做出的选择是相对温和有节制的，这一轮的选择，我称之为良性互动，从1900年，或者1895年到1927年的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延续性，中间不是断开的。

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到1922年，就是一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以后，到1922年由于西方资本重新回到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开始被削弱，1915年到1922这个中间不足10年的时间，是他们最好的时间，整个北洋时期中国的社会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军阀之间的混战它是有节制的混战，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以打败对方为目标。北洋时期的斗争不是那么惨烈的斗争，他给社会留出的空间还是相对较大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以和平的方式落幕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有节制的，比较温和的，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也只可能在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