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中国在宋朝（960－1276）阶段，也就是比法国大革命（1789）早几百年的时代，完全废除了以贵族为代表的身份制这一制度本身。全面扩大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国家的官僚不是看出身，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在监督官僚的皇帝以下实现了所有权力的一元化。为了实现这种绝对权力的正统性，在科举考试中采用了儒教，特别是南宋以后出现的朱子学这种道德价值观作为判定合格与否的标准。也就是说，与欧洲社会尽最大可能保持价值观多样性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毋宁说是编造出了通过把价值观限定在一个“正确的思想”中来统一国土，纠合民众的统治权术。这就是我认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性，而是建立在单一性基础上的秩序的缘故。

　　反观日本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日本与中国情况不同，传统上政治权力的集中性不高。与皇帝派遣的官僚统治全中国角角落落不同，即使江户幕府（1603－1867）时代，德川将军家直辖的领地在全国也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当地世袭的封建诸侯（大名）分别统治。在这点上，看起来日本似乎也有着与欧洲同样的基于多元性的社会秩序，但因为与西洋也不同，没有议会制度，其实政治是在各自狭小的领地范围内完结的，结果出现了缺乏与不同地域的人和思想进行交流的机会的社会。民众也在身份制社会里，被要求在自己出生的村子做与父辈相同的家业，就是说规定国民每个人只能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不能脱离那个指定的地方，试图由此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

　　从这个意义上看，束缚为一体的只不过有着“思想”或“地方”的区别而已，其实日本也与中国同样，不是多元性，而是有着基于单一性的统治传统。战后自民党能够长期保持一党统治，就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为议会政治应该是复数的价值观的对话，而追求的是自己居住地，也就是选区的代表参加议会这种感觉而已。而且事实是，在类似于前近代的村落社会那样的几乎没有流动性的雇佣惯行下，我们日本创造出了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终身雇佣的企业文化，而且只要能保持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高效率生产性，选择项被限定成唯一一个的不满也就一直被吸收。

　　1970年代末期，日本实现了奇迹般高度增长，克服了石油危机后，这种不是基于多元性，而是基于单一性的日本社会的形态被称作“Japan as Number One”，成为欧美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在，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度成长，最早克服雷曼冲击波带来的影响的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受到关注，甚至有人预测正是因为一党制才可能成立的“北京共识”，终有一日要取代美国式的“华盛顿共识”，席卷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基于单一性的秩序超越并击败基于多元性的秩序的局面，在历史上确实是可能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