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对那些在前半途中活跃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对1978年后取得的经济成绩进行谨慎的评估。

（一）概述

中印两国早期发展战略的思想和意图十分接近，但是实施结果却不尽相同。在制定意义深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印度计划经济的理论先驱Mahalanobis曾经倡议土地改革，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他提出了需要保持农村或传统小规模工业的理念，并认为它能够调节现代工业中就业的预期赤字，因而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业等计划战略的某些方面，而是在于两者在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性质上的区别。

应该对具有可比性的两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中印两个经济体中，国家主导的、公共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是发展的驱动力。两个政府都没有对农村发展给予重大投资。印度对农村精英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中国为了发展现代工业而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但是，中国的农村发展状况和农民生活状况明显好于印度，为什么呢？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集体主义战略之下，中国现代工业汲取了农业剩余。但是，农村和农民并没有被抛弃，虽然工业化加速发展拉大了内部差距，但是他们仍然被统筹到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内。

有人认为，中印的经济体制结构不同，特别是农业部门的结构不同，是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过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结合、通过为巨大的劳动积累创造激励机制和自我融资基础，来提升土地生产率和形成农村工业的上下游联系、通过推动社会发展水平强劲的上升趋势，农村集体化成为经济积累的动力源。这些又培育了训练有素、更成熟、竞争力强而且成本低廉的充足劳动力。这些发展的推动力就是我所说的全民动员转型模式，它依赖于大量人力投入。这又把解释的方向转移到了能够释放这种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的思想激励因素上。中国农民是集体制度的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直接受益。印度农村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因素。中印相似的宏观经济战略，在农业部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以后的阶段，这个差异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加速增长将能在巨大的本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由于萧条的国内农村市场而受到阻碍，其发展进程很可能比中国更具排斥性。

（二）制度因素：鼓励变革还是限制变革

中印两国的发展轨迹显然都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我想强调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在1978年之前，在许多重要方面，两个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是基于不同的结构性基础，这其中农业部门的角色是关键所在，两者在制度、增长和分配方面的鲜明对比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印度的制度框架是印度的环境刚性（contextualrigidity）和发展羁绊，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能把制度框架变成首要的目标，从而优化其加速增长进程的功能。

本文中“制度”这一术语具有极广泛的含义，它涵盖了个人、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包括价值观、信任、信仰体系；是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规范和观念；是引导行为的规范；是融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中的活的文化；是公民的法典、惩戒体系、宗教规范，以及林林总总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关系网络，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区、集体、公司、职业阶层和种姓团体、邻里、民族和宗教组织、民族、全球性或国际性伦理，也就是地方、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维度通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以及社会安排发挥着巩固和稳定的作用，它们是聚合个体的粘合剂，为社会的动态演变提供参数，通常它们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象粘土一样致密地胶合着，成为具有高度惯性的整个系统的坠物。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政策制定的桎梏；相比之下，在中国，制度框架本身是一个优先的目标变量，是政策的客体。在印度，制度框架的构建是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顽固的环境，同时它成为发展的束缚。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制度构架没有造成环境约束，而是成为了政策左右下、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催化工具。传统的制度构架被一扫而去，新的制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被设计和建造完成，随即又被更新的、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制度模式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