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转型的全民动员模式

Perkins（1980:127）强调了基于集体制转变中的劳动的作用：“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全年都在辛苦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生产率非常低的工作。……有人怀疑，如果这些农民不做这些，他们会选择闲暇。不管是否是自愿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调动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资源，而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这些劳动力却处于闲置状态。”这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的全民动员模式。

几个潜在的和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成功利用全民动员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采取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拥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农村群众的思想动机；第七，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运行过程的润滑剂——经济收益被广泛分享，因此，努力工作是正确且值得的。

（八）劳动的尊严

为了攻击旧有的剥削与异化形式，中国存在着一股持续的动力，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培养了劳动的尊严。海报宣传、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在合作社中，任何劳动在本质上都不会被看作是低贱的。过去由妇女“包办”的处理每日粪便和垃圾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来分担。城镇附近的生产队通过收购合同从城市公厕中收集粪便，并将它运回农村作为肥料来使用。印度和印度人也同样重视劳动的尊严，但有一点不同，即尊严作为某些人的特权而获得并保持着，而原始劳动作为一种义务注定要由另外一些人来承担。

（九）结构上的不同

在发展的最初几十年，两国都在发展战略中借鉴了一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涓滴过程，农村小规模经济的作用在于填补由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进程所预期出现的就业差距。这一战略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在印度却未成功。

大多数的印度经济观察家都为全要素增长率的趋同所迷惑，反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困境。无论是积极的结构变化、创造就业、产出增长、投入要素的使用和生产率等指标，还是出口和投资，几乎在各个方面，印度农业部门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在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印度粮食产量增长率下降到了每年0.6%。按实际值计算的农村资本投资也下降了。农村就业情况也在变坏。随着国内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到农村市场，“飞地”农业出现了商业化和资本化的迹象。虽然这些企业对公司股东而言可能是盈利的，但是农民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出现一些增长，这些也都是资本家的获利范围。很明显，农业部门没有能力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或谋生的来源。

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非农部门较高的增长率是以包含中小企业在内的制造业为基础的，而制造业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中国出现的一股强大的建设高潮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农业部门继承了平均主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它在生计方面为农民提供了社会—经济缓冲器。当然，不同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尽管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一直以来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但是中国整体情况与印度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根据最新的农村收入的调查数据，目前有人推测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在经历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之后，近来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收入差距正在变小，这主要是因为工资收入差距在减小，以及逐步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意味着国家政策的作用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