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国与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1978年，中国开始了体制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文章试图解释两国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的不同绩效，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有诸多不同之处，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出现的一种融合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

60年前，中国与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1978年，中国开始了体制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文章试图解释两国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的不同绩效，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有诸多不同之处，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出现的一种融合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

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主权，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后，对亚洲两个大国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中国展示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会胜出呢？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场竞赛。两个大国自己也在观察。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长远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Bowles,1954:229)。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上却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Frankel,1978:120)

半个世纪后，印度总理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他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辛格，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协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论调之下，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升级。两国都希望实现制度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发展。但是，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用殖民时代的苦难和凋敝对比新生的独立国家的成就。第二个尺度是与自己通过的计划目标做比较——虽然这些目标制定了，但是通常没有实现。而中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世界性的高度，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

两个经济体始于相似的基础和发展水平，其后的发展发生了分化，中国在各项发展指标上全面领先。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同时，这个变化还引发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猜想。如果两个经济体日趋靠近，那么印度超越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