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求改革领导力？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局面下，大刀阔斧推动了改革，展现了令人敬佩的领导力，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领导应该“抓大放小”。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而非把事情做到位（do things right）。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大事。邓小平非常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关键任务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典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领导者应该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切不可在访贫问苦、视察灾情等细节问题耗费太多精力。

　　二、顺应民意。1992年的小平南巡，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小平彼时虽已退休，但他的言论依然引发神州激荡，关键还是因为顺应了民众对加快改革的心声。上世纪90年代初民心渴望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热情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如今，民众改革呼声强烈，是因为贫富差距、国进民退、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发的严重社会焦虑感。

　　三、重用改革人才。改革是复杂的系统过程，必须由兼具能力和勇气的人才去推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邓小平选拔了胡耀邦、朱镕基等改革能人，迅速打开了改革局面。胡耀邦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朱镕基雷厉风行推进了国企破三铁、挽救技术性破产的银行体系、财税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敢于触动利益。利益格局调整，是改革中最惊心动魄的环节。1985年至1987年，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员100万，世称“百万大裁军”。改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深知，臃肿的官僚队伍将消耗现代化所需的大量资源。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改革时，邓小平知道，强迫那些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引入了过渡性的“中顾委”制度，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在打破国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工人上访等严重社会阻力，但还是依靠强大的领导意志实现了国企体制和机制的革新。

　　五、巧妙处理意识形态阻力。意识形态阻力是最为敏感的改革难题之一。对“傻子瓜子”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是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减少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但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在90年代初，吴敬琏等力主市场经济，结果被保守势力批评为背离社会主义。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此言一出，那些“扣帽子”的人没有了声音。现在，在围绕宪政的大讨论中，依然不时有人喜欢“扣帽子”，让理性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我们再次面临思想解放的考验。

　　六、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说，“开会要开小会、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尽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文山会海依然随处可见。近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某副处级干部“吐槽”：“我一个月有二十几天要去开会。遇到一些会议正职因故不能参加，我还要代为参加，平均下来基本每天开会。这意味着我处理其他本职工作的时间被大大侵占了。其实在信息社会，相关精神和指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内部网站和内部邮件的方式获悉，但还是要分别通过开一次区级大会、一次部门会议、一次条线系统会议、一次街镇级别的会议来层层开会传达，传达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与会人员也都是同一批。而在另一些区级会议上，大家围桌而坐，也规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但所有处级干部发言的目的只是为区级领导最后做重要讲话做铺垫。在这样的一些会议中，充斥着自上而下的‘指导’、‘强调’和‘指出’。你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逻辑预设：与会者都是缺乏经验的、亟待获得指示的。久而久之，我也明白，其实只要我‘到会’、‘听会’，而无需真正‘参会’。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块背景布，任务是来填满座位，适时鼓掌、制造效果而已。”严重的官僚主义，降低了政府效率，浪费了官员大量时间，甚至导致了很多官员的人性压抑与性格扭曲。

　　七、敢于担当的魄力。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方法招来20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1977年万里领导出台的“省委六条”提出，“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1978年初，饥荒严重的凤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指责万里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此后，争论持续升温。反对之声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之争，同样有既得利益群体。1979年邓小平告诉万里，“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八、明确目标和愿景。改革是复杂而充满挑战的旅程，它同企业的变革一样，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愿景的指引。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是他关于未来十年的“国情咨文”。他说，“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必须一天也不耽误……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诚然，改革不可能进行完美的设计，但领导者必须对改革的愿景进行认真的思考，否则就容易为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而迷失改革方向。

　　当下的改革，其难度比起小平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失败的温州金融改革、艰难的中国红十字会改革、难以破局的IPO发行制度改革，都预示了未来改革道路之多艰。新一届领导要同时面对三重阻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民粹主义势力、不愿意放弃权力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庞大的官僚体制惯性。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突破意识形态阻力；要推进国企改革，需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要推动行政审批权改革，需要关羽刮骨疗毒的勇气……改革能否冲破重重包围，驶出历史的三峡，端赖于邓小平式的领导力。（文章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