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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宪法知识严重匮乏出于对历史的无知

2013年07月02日09:07来源:金融时报字号:

摘要:为了今天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先贤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对于面临现代国家转型之大任务的知识人和精英,这是一笔最可贵的资源,远比什么大宪章可贵,比洛克可贵,比托克维尔可贵,比美国宪法可贵。

这个周末,在北大参加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张君劢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工作坊。来自台湾的汪荣祖、黄克武,江日新、孙善豪等教授,来自大陆的张汝伦、干春松、翁贺凯,来自香港大学法学院的陈弘毅等学者,共同探讨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张君劢先生之思想。

但我敢确定,很多人,包括今天活跃的知识分子,未必清楚、甚至未必知道张君劢。在微博上,我谈到张君劢,章诒和先生善意地加上一句:他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哥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知道张幼仪的人,远远多过知道张君劢者。

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一点,我有个不想的预感,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将无力应对自己身处的这个大转型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

张君劢有多重要?我不想讨论张君劢对于现代儒学之展开的重要意义,只想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张君劢是台湾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定案人。

当然,这部宪法是乃是现代中国两三代先贤智慧之结晶:孙文确定基本框架;三十年代,孙科积极推动行宪准备,并由吴经熊先生执笔草成“五五宪草”;最后,到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中共与民盟各派代表共同审议相关条款,最后定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宪法起草过程中,张君劢高度尊重中共意见,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次交流意见。会议期间,恰逢张君劢先生五十九岁生日,周恩来赠送寿匾,大书“民主之寿”四字。中共也完全同意这部宪法文本。也就是说,这是过去一个世纪,唯一一部被各大政治力量共同认可的宪法文本。而在台湾,它已很好地运转。

在这部宪法草拟过程中,张君劢发挥了关键作用。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张君劢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国内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仅有的研究也相当粗疏,而不够深入细致。至于普通知识分子,则对其毫无兴趣,而津津乐道于胡适之先生。但在我看来,张君劢先生的历史意义远大于胡适,尤其是在当下。

张君劢之所以能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乃是因为,他对宪法、宪政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宪法和宪政问题是张君劢先生1949年之前关注的核心问题。晚清,他到日本留学,师从梁启超先生,那个时代适逢清末立宪。民国初年,他积极参与宪法讨论,并为1922年召开的国是会议起草了宪法草案。他第一个介绍苏维埃宪法,“苏维埃”这个词就是他最早使用的。他也深入研究魏玛宪法。当然,对英美宪法,他也有深入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思考,张君劢先生从来没有准备把某国宪法当作范本,移植到中国——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天真而危险的想法。相反,他对宪法涉及的诸多重要制度进行了多重比较、剖析,并在中国脉络中折中。如此知识准备,让他面临立宪时刻,而胸有成竹,抓住机会,起草一部能够实现宪政、并可为各派接受、还可健全运转的宪法。

如此负责任而严肃的宪法研究、思考精神,在当下知识界基本上看不到。这些天来,人们都在因为一种荒唐的论点而谈论宪政。实际上,过去十几年来,很多知识分子在谈论、向往宪政。再放宽视野,过去三十多年来,相当多知识分子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从事改革、追求宪政转型的激情。然而,改革和宪政转型要有所成就,除了激情的驱动,还需要知识的框定。而这一点,高度匮乏。知识分子只是在宣传宪政多么美好,并对人说自己渴望宪政。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宪政目标的制度体系是什么?如何从现状达致这个目标?恐怕无人有能力提供。

导致制度知识、宪法知识严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的现代史曾经遭到系统而严重的扭曲。最悲剧的是,很多自称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扭曲现代史,比如,这十几年来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充满了对康有为、孙文的情绪化厌恶。而恰恰是这个思想和政治传统,对宪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在大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多样而广泛的立宪实践。因为厌恶,当下主流知识分子对此传统缺乏认知,更不要说深入研究。

更可怕的是自负。有知识分子断言,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连宪政的门都没有摸着。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具有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实在令人惊讶。历史要从自己开始么?但仔细聆听,今天最活跃、最知名的人物谈论宪政,并不能令人满意。除了宣传,并无理性而可行的制度构想和转型方案。

在北大张君劢会议开幕时,我在微博上这样写到:“今日谈论宪政,绕开百年经验,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孙文-蒋中正-蒋经国这两个思想和政治传统是不理性的,也绝无成功的希望。我们时代的所有人,学者、政治家、商人,论德行,论视野,论知识,均不能望先贤之项背。”

为了今天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先贤已有百余年思考、探索。对于面临现代国家转型之大任务的知识人和精英,这是一笔最可贵的资源,远比什么大宪章可贵,比洛克可贵,比托克维尔可贵,比美国宪法可贵。认真对待这个资源,回到现代历史中,辨析先贤种种方案之优劣得失,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于“因”中有所“损”、有所“益”,焦虑的中国精英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当下中国转型之可行方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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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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