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近期《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名为《左翼青年》的专题，采访了多位记者眼中的“左翼青年”，有趣的是，多位青年都和茅于轼发生对话。为什么是茅于轼？丁博和任轩吾与观察者网编辑继续讨论相关话题。在他们看来，左右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何协调这种对话才是关键。

每个左翼青年心中都有一个茅于轼？

丁博：和茅于轼先生产生争论的原因是看了他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而当时我正在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于是就把对茅于轼先生的愤慨和自己对近现代史的理解结合起来，等于从唯物史观的层面解读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其中，和茅于轼先生的根本分歧在于，茅的文章抛弃了学者本应有的客观态度，抛弃了学术上的理性分析，夹杂了太多个人的、主观的、情绪化的东西，特别是试图用毛泽东在男女问题上的私德（何况用的是毫无依据的谣言）来否定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法国近代史上的伏尔泰看了很多他认为很狗血的世界通史，最后看不下去不知道吐槽从哪里吐起，于是自己动手写了一部《风俗论》，我的当时的思路也是想，茅的文章基本上毫无论点毫无逻辑，吐槽不知道从哪里吐起，干脆自己写一篇同题文章得了，把毛泽东的奋斗放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和茅于轼先生争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吐槽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吐起，不存在争论的基础，后来被改成什么“PK茅于轼”，那是被人转载到外网后改换的标题，我对此并不知情，转载者也没有把我的文章转全。

任轩吾：我和茅于轼先生之间的对话是通过书信由记者中转的。就个人而言，我更注重这次对话的形式而非内容。因为在有些问题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毛泽东当年都没有说服蒋介石，我又何德何能可以说服茅于轼他们呢？不过我在对话当中，尽可能的就茅于轼先生所提的每个问题做出针对性的回答，试着从他的逻辑出发。否则还是你讲你的，我说我的，那就没有对话的必要。

用左翼青年来定义自己合适吗？

丁博：从自己主观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左派。单纯从意识形态上看，我的思想可能更接近右派一些。对普世价值观的很多东西，我都是认同的，例如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以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等等。反而是对左派的很多东西，例如毛主义，我是排斥的，这在我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中也有体现。

我可以说是被逼成“左翼青年”的，因为我和右派尽管在目的上可能有很多共识，但在路径上却有根本分歧。特别是对苏联-东欧的变革模式我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模式的后果，用我最近一篇文章的话说，就是“饿殍冻骨满街头，百万俄妓下西欧”，历史已经证明过此路不通，那为什么还要再接着走？何况右派开出的药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搞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不仅在苏联搞的破产，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搞过——至今仍然令人怀念的北洋政府不就是照抄西方吗？但结果也就是形式上看起来很美，有三权分立，有形式上的选举，之所以说形式上很美，是因为实质上这种三权分立最终都要屈服于一权：军权，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选举，是因为当时的国会有一个很著名的称呼：“猪仔国会”，选举总统的选票是按照5000块钱一票的价格论斤卖的，这个钱刚好等于当时往美国贩卖一个华工（时称“猪仔”）的价格，结果这样的形式民主带来的结果就是实质上的民不聊生：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