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所谓的右派其本质上都是资本派，为资本辩护，替资本守墓，做资本的代言人。劳动人民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最低保障而被提及，既保障他们的资本和经济发展不受影响。对话的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双方之间的分歧也不会因为对话而消除，甚至还可能会加深对立。因此，我觉得对话并不存在可能不可能问题，因为一直都在进行，但显然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结果和预期。

左右之间的争论如何推动改革？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协调好这种争论呢？

丁博：在争论中求妥协，取得折中的方案。历史的看，发展的比较好的国家都是善于政治妥协的，搞赢者通吃的，最终都不免于失败。

需要有各种取向的媒体作为平台，让各种声音都有地方表达出来，而现在看来困难也在这方面。中国看似有成千上万种报纸，实际上只有两种，《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而这两种媒体又都共同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策略，这就使正常的理性的交流难以实现，而代之以各种“段子”形式的冷嘲热讽相互攻击，最终在相对自由的网络平台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左右两方都走向极端化，理性的思考被淹没了，而非理性的调侃、宣泄被无限放大，这样就使本来就任重道远的思想启蒙变得更加艰巨，各大媒体现在实际上起到的是“反启蒙”的作用，这样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法国人的思想是被文学家牵着走，而文学家我们都知道，是偏感性而不是偏理性的，这样的思想状况是很危险的。

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讨论。你如何看待文章发表之后读者不同的反馈？

任轩吾：坦率地说，对话的内容大部分属于经济问题，而自己又非经济专业，因此不论是从经验角度和理论角度茅于轼都较我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一点必须承认。所以，从一开始只是希望从最基本的逻辑和现实出发，让他回答他的观点何以可能，观点与观点之间的逻辑和立场是否一以贯之。在我看来，他的每个观点单独看似乎或多或少都有道理，但这些观点之间不能自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话出来以后，的确让我感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赞扬者有之，讽刺者有之。右边的嘲笑我“以卵击石”，自讨没趣，左边的也不满意，觉得我“太客气”，没有一点锐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想必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