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之表與文明之裡的變化不同步原因很復雜。中國的轉型不是一個自生文明自發轉型的結果，它是外在的外力強迫型的被動應變的一個結果，不是自發生長出來的一個秩序。我記得哈耶克先生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在演講裡說的，文明不是人的大腦設計出來的，而是從千百萬個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長起來的。我特別喜歡“生長”這個詞，講中國近代史可以講一百年乃至150年，或者可以講205年，這是馬禮遜傳教士到中國來的那個年份，看做當作近代中國的開端。200多年來的中國，是外面壓迫你應變，不是你自己內部自覺地、主動地求變。如果按照原有農業文明的生產方式，由它自身演變下來，會變出一個什麼結果來，今天已經無法反推了。我們看到的是外部因素，基督的福音，堅船利炮，不平等條約，西方工業品進入中國市場，報刊，新式教育，法律體系……，導致我們被動應變。這種被動應變到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同步，表裡不同步，就是文明之表和文明之裡不同步。我們中間的轉型出現過多次的斷裂，其中有徹底的斷裂，這種徹底的斷裂帶來的后果今天看到了。我說轉型有兩種，一種是延續性的轉型，一種是斷裂性的轉型，從晚清到民國的轉型是延續性的轉型，整個社會結構沒有變動。所以魯迅的小說很不同意辛亥革命，整個社會還是那樣的一個狀況，其實辛亥革命的局限也就是辛亥革命是它的優勢，他的失就是他的得，有時候我們在得失之間往往隻看一頭，得失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相互成全的，得不一定都是得，失也不一定都是失，失和得之間也是一個相互成全的關系。

辛亥革命是有限革命，就是限定在政體革命的范疇以內，就是政治體制的范疇，不涉及整個社會，不把整個社會翻個底朝天，不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這是很關鍵的，不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說過去的富人還是富人，過去的精英還是精英，士紳階層和富人階層不會因為政體改變就變得一無所有。

剛才馮侖先生特別講到張謇，我對“張謇模式”是持非常肯定的態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張謇模式”是橫跨晚清和民國的，張謇從1895年開始辦工廠，1900年工廠開始冒煙，如果從1900年算起，他的黃金時代是22年，他最后的鼎盛時期是1922年，這也是中國企業家的黃金時代，1922是中國企業史的巔峰狀態。他是1926年死的，這20多年，張謇模式橫跨了清晚和北洋時代。民國早年的這個北洋時代，“張謇模式”仍在積累當中，企業家這一群體有特定的內涵，是做生意的。漢語中“生意”這個詞很有意思，你看看前面是一個“生”字，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也有生命的意思，有生長的意思，有活的意思﹔后面是個意字，有那麼點意思，而且他這個意思是一個大意思，不是小意思，它關乎天地之大德的意思，所以中國人把“生意”這個詞，起得特別有內涵。生意是需要積累的，不是說你做個一兩年暴發戶，暴富了，這就叫生意，生意是要傳承的，生意是要積累的，生意是特別強調要給它時間，要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相對較長的外部環境，他才能夠把生意逐漸地從小做大。中國的生意往往都是從零開始，從無到有、無中生有，然后從小到大，中國企業家這個角色在本質上是一種建設力（當然不是唯一的建設力）。可與中國的農民起義相對應，農民起義作為歷朝歷代洗牌的一個主要方式，另一個方式就是宮廷政變，宮廷政變跟農民起義其實是一致的，都是以暴力為基礎，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破壞力。中國社會的洗牌，包括維持中國的社會格局，基本上是靠破壞力，有時候你看到破壞力是摧毀次序，其實破壞力不是摧毀秩序，破壞力是更新秩序。農民造反的領袖不是為了毀滅舊王朝的那一套制度秩序，它是為了維護舊王朝的那一套秩序，他要更新那一個秩序，隻換人不換制，這是中國特色。這個破壞力是中國生生不息的一種力量，但是中國的建設力自古以來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企業家階層的起點放在張謇那一代，他們是洋務運動、甲午戰爭之后產生出來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作為中國企業史上最早的那一撥人，他們代表的是一種建設力，這種建設力是新生的力量，他在農業文明社會當中不可能產生的，隻有在出現工業文明轉型的這個時候才產生出來，這種建設力，就當時的時代來說，它是以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出現的，它更注重的是社會層面的建設，我稱之為底部建設。通過他們的機器生產，通過他們介入這樣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來重塑一個新的社會，張謇在南通提出的理想，他用了一個詞叫“村落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