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更寬闊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企業家階層的選擇，放在一百多年中國企業史這個框架裡面來看企業家階層要面對的社會轉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看歷史常常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或者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我想說，歷史研究本身就是要將復雜的問題復雜化。我對此有非常深切的體會，如果不能把復雜的問題復雜化，最終得出的那些結論可能都是錯誤的。所以我更看重歷史的過程，而不是看重歷史的結果，就像生命也是一個過程，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宗教感的國家，歷史具有准宗教的功能，中國這一輪的改革，也是從“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開始的。歷史不僅是關乎過去的事，更是關乎未來的事，歷史直接通往未來。

現在這個時間是2013年1月21日下午13點43分。這個時間點，其實不是“中國時間”，而是“世界時間”。我們今天既然認同從秒、分、小時來計算時間，這個時間就不是中國數千年來固有的，我們可以它稱為“世界時間”。從“中國時間”進入到了“世界時間”，這是近代以來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連我們的計時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的計時方式更多的是按季節、按照播種、收成、農業社會的節奏來計時的，從“中國時間”進入“世界時間”意味著中國的文明狀態，也是從農業文明狀態開始往工業文明狀態轉換，這個轉換跟中國近代以來的企業史大致上是同步的。

過去我們之所以講，中國的文明模式是農業文明，我們今天講中國已經進入工業文明（或工商業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時代，表面上看，最大的變化就是生產方式的變化，這個生產方式是農業還是工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要帶來整個社會與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它的公共生活方式和他的精神生活方式都要發生改變。今天中國很多的困境、很多的問題、很多的痛苦就是因為生產方式變了，但是體現在生活方式上隻有物質生活方式發生了某些相應的變化，它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公共生活方式還是沒有變，骨子裡還是過去古老的方式。我把生產方式的改變稱之為文明的表面，文明之表，包括我們的物質生活方式都可以稱為文明的表面，今天文明的表面已經換過來了，文明的裡子還沒有換，裡子就是我剛才說的公共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整個西方社會的變化也是這樣，當它的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之后，機器工業和近代工商業興起以后，它整個的精神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包括哲學觀念、娛樂消費的方式等等，整個都隨之發生變化，議會民主制度，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並不斷成熟起來的。這是公共生活層面相應的一種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