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選擇企業家還是有相當的主動性，當時上海的預備立憲公會領袖就是張謇和湯壽潛這些人，湯壽潛是浙江人，就是領導修了第一條上海跟杭州之間的滬杭鐵路，因為修這條鐵路一分錢工資也沒拿，一分錢的貪污都沒有，所以他當年有極高的聲望。當時上海的商界的代表像沈縵雲、李平書、王一亭，后來都參加了辛亥革命的上海獨立，其中沈縵雲是上海商界的代表，他在第二次國會請願運動時，到了北京城，而且見到了一個軍機大臣，他們之間的對話，登在報紙上面，就是談論為什麼不馬上開國會，開國會就可以解決中國的目前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他們給出的理由無非中國國民程度不夠，所謂國民的素質不夠，跟今天的說法是一致的。第二次對話也是這個時候，跟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有一個對話，內容接近，也登在當時的報紙上，談完以后，他對記者說了一番感慨，說，鍋裡水將要燒開了，裡面的魚還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來了，就是表示跟清政府，跟朝廷沒關系了，后來沈縵雲就轉向了革命，資助於右任創辦了《民立報》。這一輪的選擇，其實企業家階層原本是選擇君主立憲，但是結果發生了辛亥革命，當革命發生之后，他們大部分人都選擇了順勢而為，不再堅持原來的君主立憲立場，而是贊同了共和立憲，贊同了民國，包括張謇，包括湯壽潛，他們兩個都做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內閣總長，包括沈縵雲沈這些人，都在上海政府擔任了重要職位。

他們原本在制度選擇上是主動的，最后當形勢發生劇變之后，他們在被動當中仍然保持了相對的主動性，保持了尊嚴，因為最后他還是可以選擇跟清政府站在一起，或者做出另外的選擇，但是他們順勢而為，這個順勢而為，我覺得對整個民國的轉型起了特別大的作用，保持了整個社會轉型的穩定性，因為這批人，他跟今天的企業家階層有一不一樣的地方，這批人不光是代表了資本，他們不光是當時新興企業的代表，他們更是中國士紳階層的代表，他們的態度直接決定了當時革命的結果。革命不是以最慘烈的結果告終，而是以相對較為溫和有節制的方式告終，辛亥革命成為有節制的革命，流血較少、死人較少，最后是以幾方妥協告終，包括隆裕太后也妥協了，他們是退位下來了，不是被槍打走的。盡管是在武力的壓力下面，在整個社會的壓力下面，由此我理解就是晚清跟民國前15年之間，有一種延續性，中間沒有斷裂，他們做出的選擇是相對溫和有節制的，這一輪的選擇，我稱之為良性互動，從1900年，或者1895年到1927年的中國基本上保持了延續性，中間不是斷開的。

這個過程當中出現了中國企業史上的黃金時代從1915年到1922年，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以后，到1922年由於西方資本重新回到中國市場，中國企業開始被削弱，1915年到1922這個中間不足10年的時間，是他們最好的時間，整個北洋時期中國的社會其實是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軍閥之間的混戰它是有節制的混戰，不是以消滅對方為目標，而是以打敗對方為目標。北洋時期的斗爭不是那麼慘烈的斗爭，他給社會留出的空間還是相對較大的，所以我們才可以理解有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也是以和平的方式落幕的，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都是比較有節制的，比較溫和的，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企業的黃金時代也隻可能在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