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改變不了中國，就改變我的家鄉南通吧，中國太大了，無從下手，南通我夠得著。所以叫村落主義，他把自己的理想，他給自己設定的路徑方向，用八個字概括，“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他不想得寸進尺，也不想得尺進丈，不想天上夜給他下餡餅兒，他不著急，慢慢來，在南通做大量的建設。他覺得，把南通搞好了，他一生的本分就盡了，所以他創造的這個模式我覺得最大的意義不在於張謇本人在南通做了那麼一塊，而在於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參照系，給后面很多其他地方的企業家和后世的企業家提供了參照。

這比張謇本身所做的意義要大得多，當年影響了無錫的榮氏兄弟，范旭東在天津也想學他，浙江溫州平陽縣的一個士紳，他叫黃理孚也想學張謇，中國要想學張謇的人，“小張謇”在中國當時許多縣都出現了，所以它的輻射意義，要遠大於它本身在南通的意義，袁世凱是看到這一點的。袁世凱稱帝之前，1915年他曾經叫熊希齡跟張謇說，把南通建設的成績匯編成一本小冊子，然后印發給全國各縣來學習，這本書后來編好了，因為袁世凱做皇帝了，這本書就沒有發下去，這本書現在南通那邊少量印刷，沒有公開出版，主要列舉張謇在南通推動的那些社會事業，就是他在企業之外所做的，甚至包括氣象台都辦起來了，什麼養老院聾啞學校這些都有，覆蓋整個社會方方面面，圖書館、體育場、博物苑、公園，南通有5個公園，凡是人有需要的，從精神的需要、物質生活的需要，方方面面他都有顧及。從企業史的角度來看，一開始張謇提供的就是這樣一個標本，起點之高，令后人唯有感嘆。

從100多年社會歷史變遷的進程來看，中國的企業家階層至少有過四次重大的選擇。幾乎每一代企業家都會遭遇自己時代的問題，並面臨不可回避的選擇。

中國企業家階層第一次面對的選擇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君憲還是共和？這是一個制度選擇。我覺得這次選擇事關重大，中國一百年來，沒有一次機會讓中國的人民有機會去做制度選擇，無論最后選擇的結果是不是如人意，后來變化如何，但在當時來看，清朝末年，中國人有機會做這樣的一種選擇，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當時中國企業家階層，從他們主動的意願出發，從他們的角色地位出發，他們大致選擇了君主立憲，就是從整個階層的多數來說，他們是選君主立憲，他們參與發起了至少三次國會請願運動，規模都非常大，而且已經讓清政府作出了部分讓步，從九年立憲已經改成了六年預備立憲，已經答應在1913年召開正式國會，變成一個英國模式。但是1913年中國人已經等不急了，1911年就爆發了革命，其實時間上也就相差了1年多一點，但是有的時候一年也等不及，隻爭朝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