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燕 文 孙中钦 摄

杨玉良，高分子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6月28日中午，杨玉良校长在2013届复旦大学本（专）科毕业典礼结束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有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我认真描绘了心目中想象的未来的复旦究竟应该怎么样。同时，我也希望每一位学子，都有理想主义的情怀。

实现理想有很大的困难，但如果不向着理想的完美方向追求，就会一事无成。说到理想，我引用的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一句话：“理想是带有彼岸性质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但照亮的是你脚下的路。”我们虽然永远不可能达到理想，但会不断地逼近理想，让现实变得越来越好。

—— 摘自杨玉良校长在复旦大学2013届本（专）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记者：您希望复旦的毕业生成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何诠释这一点？

杨玉良：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仰望星空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学教师，更应该是大学的学生们。如果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师生都不愿去仰望星空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希望可能不会很大。但是，仰望星空不是脱离现实，不是完全说不着边际的事情。真正仰望星空的人都会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去仰望，他的脚还在地上。

所以我还曾经引用过赵汀阳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者不是空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理想主义，那么我相信他只能有一个非常卑微的人生。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被现实动摇的，哪怕现实再严酷。

大学培养的人才，既要对未来的世界要有非常好的理想，也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不太赞同做一个简单的批评家。批判性思维是重要的，但还不够。我提的是“建构性思维”，不是简单地埋怨、揭黑，而是建构，即看你能不能通过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探索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去思考问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改变它、完善它。

所以，大学不仅要培养批判者，更要培养建构者，鼓励他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系统。如果只是批判，不去建构，只会把一个很好的概念娱乐化，这就是建构性思维的重要性。

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名校毕业的学生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应该多一点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引领不是当领袖，而是以身作则，你不但明白哪些事情不能做，要劝别人不能这样做，而且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不是谩骂和发泄。发泄有它自己发泄的合理性，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许发泄，但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尤其是名校毕业的不应该。

记者：您在今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似乎比往年谈了更多的现实情境，这是为什么？

杨玉良：年轻人总有不成熟的地方，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远远不够完美，所以我们的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我相信会受到很多冲击，主要是思想上的冲击。尽管我们在学校里创造了各种接触社会的机会，但毕竟是短暂的。大学教育他们应该有理想主义，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要开展社会实践，而不是简单地要去提高什么能力。大学开展社会实践，实际上是让学生们去体会这个社会的完美和不完美，再结合学校里的理想主义，就会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的学生，有非常高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再到社会上体会到社会的不完美，就会产生一种责任感，要把社会塑造得更完美。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在大学里给学生们特别功利的教育或影响。如果我们的教育过分功利，他们会把一些不良的丑恶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如果我们让学生们有比较高的理想，他们首先就不会同流合污，而后会主动设法改变它。如果这样的学生从政，他就会关心国家和老百姓的命运和福祉，不会跟着不良的现象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