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几乎被后人遗忘了，却曾一点一滴改变中国的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企业家。

在清朝最衰败的末年，在民国最动荡的初始，在世界列强的商人激烈瓜分中国市场的夹缝中，这群人选择开工厂办企业，走上了一条崭新的救国之路——实业救国。在机器轰鸣的工厂，在噼啪作响的算盘旁，他们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蹒跚起步的工厂和公司。与同时代的英国、美国乃至日本的企业家相比，他们起步晚，力量弱小，赚的钱也并不丰厚，但他们与世界共通的企业家精神中，更多了一层中国特色——儒商精神。

就像儒商鼻祖子贡一样，他们是商人，但更是儒者。他们有超越功利的最终目的，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追求达则兼济天下。在繁杂的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和民生疾苦面前，他们自觉地睁开发现的双眼，急于疗救困厄许久的“东亚病夫”。只是实业救得了国，却救不了国民。于是，在实业救国的同时，他们又开始了“教育救国”，以此“救”国民。“今日之时代，一商战之时代也，一学战之时代也”，这几乎成为当时企业家的共同理念。

他们在企业运营几年之后，财富积累刚刚开始，就主动拿出赚到的钱，建设校舍，引入师资，培养人才，支持留学。一所所新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在全国各地出现。除了捐资办学校，他们还捐资办图书馆、博物馆和医院，推动国家和国民的现代化。与英美等国的企业家相比，这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最值得述说的一笔。

盛宣怀、张謇、王一亭、荣德生、陈嘉庚、卢作孚.这一串长长的名单，既是工商界的先行者，也是慈善界的代表。

“清末民初，涌现出大量的慈善家，其原因是：第一，中国的慈善传统没有中断，他们受父辈影响比较大，有底蕴熏陶；第二，国家积贫积弱，实业救国的大氛围使然；第三，民族资本主义迎来黄金时期，企业家乐于把丰厚的利润投入慈善公益。”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桂林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他长期研究近代慈善史。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期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时新思潮涌进，现代慈善内容和理念逐步被一些走出国门的人介绍进来。清朝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归国后告诉闭目塞听的中国人：“美国有富翁积财数千万，尽行拨作各种善举者。”清朝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和翻译张德彝参观了伦敦的一些慈善机构后，分别介绍了当地的慈善组织和筹款模式，例如养老院、妇女职业培训机构、慈善医院的义演募款方式。

在戊戌变法前夜的1894年，52岁的郑观应写就了轰动全国的《盛世危言》一书。在这部畅销书中，郑观应专列“善举”篇，其中写道：“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而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书中提到，英国人立遗嘱，往往将遗产捐献出来，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等，号召中国达官富绅向他们学习，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老的财富传承模式的一次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