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朝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创办的《申报》，也在戊戌变法前后，刊发了《安置流民议》、《创兴善会》、《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行》等大量慈善内容文字。

扮演慈善启蒙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西方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操着生硬而蹩脚的汉语，坚持不辍地传教之余，很多人做起了慈善，或主持赈灾，或建教会学校，或建慈善医院，或建孤儿院，或建盲、哑人学校。

此前的两千多年，发源于本土的慈善内容相对单一，包括施棺、施衣、施药、义冢、赈灾、造桥修路、修寺庙以及对婴儿、老人的照顾等，慈善理念主要是以“养”为主，而且集中于各自的家族之内。例如，范蠡从事商业经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宋朝的范仲淹在苏州设立范氏义庄，捐助田地1000余亩，以义庄田地的地租赡养族内老弱。源自西方的现代慈善，改变了传统以“养”为主的理念和内容，转向以“教”为主。

最早走出国门的人、媒体、传教士，在这三股启蒙力量的宣扬下，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徐润等人，成为中国慈善由传统步入现代的重要推手。他们的身份几乎一致，都是在李鸿章所高举的洋务运动的大旗之下，学习西方，借助洋务企业所累积的财富，推动慈善事业的转型和发展。

1870年，凭借父辈关系，盛宣怀在大清朝台柱子、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奔走于洋务运动一线，以1872年办理轮船招商局开始，参与了此后清朝所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创办，并开设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及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一北一南两所大学堂，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日后各个领域的名家。

郑观应倡导学习西方人捐出遗产，作为好友，盛宣怀也积极响应。1916年去世之前，他立下遗嘱，拿出遗产的一半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并由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担任遗嘱执行监督人。遗产数额庞大，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清理，方才统计出可分财产高达1160余万两银元。这就意味着580万两被用作慈善事业，可惜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部分财产因儿女争抢，而被政府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