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志》记载，百桥计划持续十年，前前后后造桥88座，日本侵华战争提前终结了这个没有完成的计划。而荣德生最看重的是宝界桥。他曾对国学大师钱穆说：“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

除了以慈善推动城市化，荣德生看重的还是教育，从早期捐资筹办初等学校和专业学校，后期他更看重大学。1936年前后，政治家吴稚晖、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等人建议把复旦大学迁往无锡扩建，荣德生获悉后十分积极，希望捐资助力。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此项计划。抗日战争胜利，荣德生回到家乡，继续壮大荣家产业。不承想各种扰乱仍是如影随形，最严重的一次是，警匪勾结绑架了这位老人，家人交出数十万美元的赎金后才得以脱险。衰老的荣德生，在纷乱之中，念兹在兹的仍是建一所大学，终于在1947年捐资办成江南大学，并花重金邀请钱穆、牟宗三、唐君毅、金善宝等名家任教。

荣家的企业和慈善，引起了一位航运巨子的兴趣。1930年5月底，卢作孚带着考察团来到无锡，先是参观了荣氏兄弟的产业，随后参观了游人如织的梅园。早前的几天，他和考察团一行到达南通，参观了张謇一手缔造的大业——遍布南通的工厂、学校和慈善机构，可惜张謇已去世四年。荣氏兄弟和张謇的实业、慈善之举，直接影响了民国第二代企业家卢作孚。尤其是张謇的“南通模式”，卢亲往学习多次，然后直接模仿实践。张謇改变了一个叫唐闸的落后之地，卢作孚则改变了一个叫北碚的无名之所。

卢作孚生于四川合川（现重庆合川），家境一般，上学仅六年，此后自学一生。年轻时，当过老师，当过记者，参加过革命。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最后到实业救国，这是他的认知轨迹。他认为，实业救国，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募股8000元作为资本，建造铁壳小船一艘，开辟嘉陵江航线，成立民生实业公司。这个小公司很快发展起来，十多年后的宜昌大撤退，它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创业两年后，1927年，卢作孚来到北碚，接掌峡防团务局。逢此乱世，他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以北碚为实验区，“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有了民生公司，便有了实验的资本，便有了现代化的基础。在基础设施上，他创办了北川铁路；在工业上，他创办天府矿业公司、三线染织工厂；在文化教育上，他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北碚图书馆、北碚体育场、《嘉陵江》报。创办这些现代化的内容，为的是建立“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而非如上海、重庆那般只有少数人享受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建设”。

很多人视卢作孚为清教徒，他掌控数千万资产，却没有房产和储蓄，过着清贫的生活。所有的钱，都被他捐给了北碚的实验。他兼任多达几十个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长，兼职收入不断，每有收入的单子送到，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自1940年起，此类所有收入均捐给了兼善中学。

1937年春，教育家黄炎培在《蜀道·蜀游百日记》中写道：“在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变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建设健将除了卢作孚，还有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属晏阳初。1929年，晏阳初携妻小迁居河北定县。三年前，他选择定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研究中心，开始定县实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资助15000元，用于编印平民读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于1923年，晏阳初担任总干事，直到1949年。他先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1920年学成归国，立志不做官，不发财，把帮助劳苦大众作为终身志业。他带动了诸多留美博士的参与，例如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瞿世英、耶鲁大学教育学博士傅葆琛、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