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不是因此就說戰后日本和中國實行的就是一種完全相同的政治體制。不管怎麼說，日本戰后的國家體制顯然還是引進了與西洋各國同樣的議會制民主主義，而且與戰前不同，在一般國民能享受廣泛的政治自由--比如說承認言論、機會、結社、信仰的自由等方面，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榜樣的。在這種體制下，大部分的日本國民確實沒有受到國家暴力的鎮壓，一般都能過著平穩的日常生活。這都是事實。但是那是戰后制定的我們國家的憲法明確規定徹底保障每個個人的人權，對於國家權力，與歐美各國同樣，規定了嚴格的限制的結果。對此，現在的執政黨自民黨卻批判現在的憲法的人權規定，認為那“根據的是西方的天賦人權觀點”，主張應該改寫成適合“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人權定義，提倡為了“公共秩序”可以限制人權的新憲法。至少對此表示贊同的那些人，如果自夸自贊日本比中國更“接近歐美的人權狀況”，那不能不說他們顯然是自相矛盾。

　　日本和中國都有經常互指對方與自己的社會不同的傾向，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述的那樣，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事實。本次的講演下邊也要提到，日本在前近代創造了“江戶時代”那樣的一種很特殊的--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同樣“舉世罕見”的社會，近代以后還一直繼承下來。但是我現在更想說，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多不約而同的地方，有很多類似點。因為對這些類似點沒有意識到，所以我們在意識上經常對立或對抗，可是下意識的卻在復制著對方。我希望各位把日本不是“西洋化”，而是“中國化”的這一歷史觀，作為能提醒我們意識到這一點的一個概念來認識。

　　“中國化”是基於單一性的統合原理

　　那麼，到底為什麼日中兩國會有不約而同地互相擬似的傾向呢？這可能是因為諸位的這個國度在世界歷史上創造出了一個最為先進的文明之故。被翻譯成中文的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指出，在近代歐洲奇跡般發展以前，世界經濟的中心在中國。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著名的統計數字顯示，1820年全世界GDP推算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的三分之一被中國壟斷，超過了歐美以及日本的總和。這足以說明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人類史上，中國一直佔據著霸主的地位。

　　但是這種“一枝獨秀”的世界，因為發展得太過於早熟，中國傳統的文明形式，與近代歐洲的文明就有了區別。其最大的特征是，為了在前近代的歷史階段做到統一廣大的國土，沒有建立多元性的，而是建立了基於單一性的社會秩序。歐洲直至建立近代國家時為止，各國內因為存在王權、教皇權（天主教會）、大貴族和封建諸侯、自治城市等多種權力，因此他們就要向身份制議會派送代表共商大事，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以多元性政治勢力共存為前提的社會體制。這就是今天所謂西洋型民主主義，也就是多黨體制和議會政治的起源。